杨体元（1888～1974）是一位少年有志，大器晚成，敢为天下先的一代豪杰。转眼之间，他已离开人世35年了。数十年来，他的陆良晚辈们，并没有因为享受了改革开放的胜利成果而把他忘却，相反，饮水思源，温故知新，对于他生前的革命壮举，则更加怀念。
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即1888年到1974年的86年中，他经历了三个朝代，蒙受了无数次的天灾人祸，直到他临终时，对自己的信念，对自己的追求，对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很坦然、自豪，谓之“含笑的九泉翁”。他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从爱护人民、关心人民、代表人民的呼声、体现人民的意愿出发的。而由于自己的坦率和真诚蒙受的不白之冤，应该由别人去检讨、反省和改正。他就是这样的一位心胸坦荡，光明正大的革命志士。
      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初期，那时他正是一名血气方刚，充满活力的青年，根据当时的传统习惯，是由父母来安排自己的前途和未来，而他却作出了与众不同的惊人举动，按照自己的意志和理想，离开家乡，走军事救国的道路，于民国元年即公元1912年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丙班（学生班）深造。
     1914年毕业后，杨公分配到滇军部队任见习排长。次年参加云南护国起义，胜利后，又于1917年参加护法战争。再后于1922年和1924年先后两次参加东征，讨伐叛变孙中山革命的广东首领陈炯明，并参加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第二次北伐与平息广州的商团之乱以及平息杨希闵（云南宾川人，驻粤滇军总司令）、刘震寰（广西人，驻粤桂军总司令）的叛乱，因功逐级升为副团长。
1926年，第三次北伐前夕，杨公认为这是军阀混战，而愤然离开部队，回到马街老家办学育人。
1927年，被政府招安匪首管绍英的旧部到马街一带抢劫烧杀，奸淫妇女，当地百姓深受其害。杨体元挺身而出，组织武装，将其镇压，其中为恶最烈，民愤最大者被枪毙了7人。为百姓除了一大公害，为地方灭了一帮恶徒，深受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的拥护与爱戴。
1928年底，中共秘密党员熊从周第一次出任陆良县长时，得知杨体元开明正大，聘为南区自治筹备处主任。杨公先后接纳了多名以教师身份到南区教书的共产党员。其中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长张经辰，在其代理省工委书记期间还直接当校长。这些共产党员的到来，对开辟陆良南区的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0年7月，陆良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革命暴动。其中马街、三岔河、板桥的三支农民武装暴动队伍，计划分别从南门、东门、北门入城，城内由教育科长保维德（大坝口人）、督学张家宾（郭家圩人）二人率领师范学校全体师生内应，但由于三岔河的暴动队伍在行动中发生误会，因此导致暴动失败。杨公在组织马街暴动队伍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失败后，他又全力资助离陆避难的共产党员和其他暴动人员，并筹集了路费护送他们出境。据起义总负责人、暴动成功后为红第38军军长的吴永康（云南会泽人）晚年撰文回忆：“马街成立了一个混成旅，杨体元是混成旅的参谋，所以杨体元不仅是支持者，而且是参与者……”
     1931年，陆良和昆明一样，由于1930年12月底中共云南省委被反动当局彻底破坏，出现了严重的白色恐怖。但是，杨体元敢冒风险，仍然聘请中共地下党员何子员（沾益人）、殷祖佑、刘樾（苑梅）等到马街小学任教，并支持他们与县教育科争夺马街街捐办学的斗争。
1935年春，县长张培金包赌收捐，中饱私囊。杨体元出于义愤，收缴张的10余包赌条，制止赌徒在马街摆赌抽头。张怀恨在心，派人到马街逮捕杨体元，并准备在解往县城途中加害于杨。杨体元洞察其奸，早已潜往昆明控告张培金的罪恶。而张借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滇黔边境之机，又向省政府主席龙云密报杨体元是朱德的同学，与红军勾结，有赤化滇东的企图等等。因查无实据，被驳回。而杨体元却抓住张培金的包赌硬把柄，省里依据事实将张的县长职务撤了。
     1937年，中华民族的八年抗战爆发了，杨体元放弃了在晋宁创办小煤矿的产业，移居昆明，利用大后方的民主空气，宣传抗日救国等爱国思想。当时陆良旅昆学生朱杰、刘刚、杨晓（同祖父的堂弟）等中共地下党员经常与他保持联系，并将中共中央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和其他进步刊物如《群众杂志》等传递给他看。后来更将中共中央的抗日宣言、第18集团军的抗日通电、皖南事变通电等拿给他看，使他深受教育，他说：“要是共产党能成功，中国人民就得救了。”
     1939年，杨体元通过刘樾，聘请中共地下党员彭仁年、白青、许佩居（女）、皇甫立本及其他进步教师周呈楷、樊顺贤、程灿章、杨祖国等到马街学校教书，并由彭仁年担任校长，使马街成为宣传进步思想，宣传抗战救国，揭露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革命堡垒。
1942年，杨体元由昆明回到马街，发现陆良地方政府的武装大队长孙玉山先后派员到南区传案，被杨体元收缴10余起传票，并警告孙玉山不准再到南区传案，不准私设公堂。
      1943年，杨体元在朱杰等人的建议下，在马街创办陆良第二所中学——萃山中学。萃山中学的创办，标志着陆良教育事业又登上了一个台阶。同年，全县遭受旱灾，粮食歉收，出现饥荒，杨体元亲自上省痛呈灾情，请予豁免全年田赋军粮，而得到省政府主席龙云的批准，免征一年。
     1944年下半年，这是中华民族八年抗战的胜利前夜。侵华日军在最后失败的前夕，为了作疯狂的挣扎，在我国西南地区发动了一次猛烈进攻，占领广西的南宁和贵州的独山。中共地下党员朱杰等革命者，考虑到陆良地处滇东，紧靠黔、桂，为抗击日军的侵略，计划把马街中、小学师生和社会进步力量拉上龙海山区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得到杨体元的积极支持。因抗战胜利来得很快，这一计划尚未实施。不过，这一计划没有实现比实现更好。
      1946年，对陆良人民而言，是一次人为的灾难，一位替老百姓说话的县长熊从周，被反动当局以安排吃草乌为名毒死，全县举哀。而接替熊县长的是云南三青团的头目杨玉生。他到任之后，便反其道而行之，以兼陆良中学校长为权柄将所有的进步教师全部辞退，并对留校教师及在校学生加强控制，施以反动教育，同时，利用土豪劣绅来打击与熊在政治上密切配合的进步势力代表杨体元。
1947年7月24日，对陆良人民而言，则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反动县长杨玉生悍然调动地方武装和驻陆国军1000余人，进攻马街，围剿杨体元。而代表陆良人民革命意志的杨体元，在中共陆良地下党员的支持下，奋起反抗。
     这一天，经过一日的激战，毙伤来犯之敌数十人，其中死数人，包括1名小队长；伤数十人，杨体元在炮楼上指挥，看到暴露在射击目标里的士兵往后撤，他给战士下令：不要把他们打死，他们都是老百姓的子弟。
      战斗从24日凌晨开始，至当晚深夜结束，根据中共云南省工委的事前计划安排，转移到龙海山区，在全省开辟了第一个游击根据地。
      杨体元为了驱散陆良的黑暗，争取人民的解放，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抛下妻室儿女和家庭田产，在中共陆良地下党员朱杰、杨晓、皇甫立本等的鼓励和支持下，继1930年之后，第二次率部走上武装斗争的革命道路。
     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为了避免国民党中央驻滇部队26军的镇压，及时委派督察专员赵正岳带着卢汉亲笔信前往陆良南山区撒卜龙村劝杨体元解散武装，信中表示“杨公此举，符合正义，可以公平合理解决”。
杨体元则说：“既已上山，不再回头。造反就造反，赤化就赤化。”
     中共云南省工委为了支持杨体元的革命武装斗争，加强陆良工作，于1947年8月下旬从昆明抽调共产党员杨守笃回陆良工作，9月下旬从宣威“六六分队”中抽调许南波（化名郭澜波）、谢敏（化名张开翼）等领导干部带领一批干部到陆良加强领导。后来许、谢二人分别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第三支队政委、参谋长，而杨守笃则担任三支队副司令员（司令员黄锦雯未到职），代行司令员职权。
        杨体元于同年11月中旬正式同中共陆良代表许南波、谢敏等在龙海根据地签订《雨谷协定》，其主要内容是：杨体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共上级组织派来的干部，杨体元负责保护其安全。陆良解放后，杨体元为陆良主要领导人之一；地区扩大后，杨体元仍为主要领导人之一。
       1948年4月，朱家璧、祁山、何现龙、赵国徽等负责人，率领路南圭山、弥勒西山、泸西东山的三县革命武装部队进入龙海山区，并下山亲往马街与杨体元签订《马街协定》，其内容与《雨谷协定》相似，除重申杨体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外，要求杨体元在计划时间之内，在龙海山区和马街附近动员青年民兵，组成一个游击大队，参加朱家璧领导的主力部队。
      同年5月，国民党中央驻滇部队26军向革命游击区域进行“围剿”。杨体元为粉碎26军的围剿，在中共陆良县委的领导下，由谢敏、朱杰、杨晓、皇甫立本、李钟猷等共产党员参与，动员了龙海山区、马街附近和南区部分民兵联防队及萃山中学、马街小学的师生600余人，组成3个游击大队，经圭山，进入弥勒西山，与朱家璧、祁山率领的主力会师。随即经弥勒西山、泸西东山、丘北舍德驻扎整编。中共云南省工委决定，将这支革命游击武装部队定名为“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一纵队，下设三个支队，杨体元为第三支队支队长。
      同年6月，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又派曲靖专员刘纯前往陆良马街“要杨体元解散部队，武装交还地方，到昆明就职。”被杨体元拒绝了。随后，于同年7月，26军旅长石补天派他的参谋长到马街诱降，也被杨体元严厉拒绝。于是石补天即率部第二次攻打马街。杨体元奋起反抗，与来犯之敌激战三天两夜后，率部转移龙海山区游击根据地。
     同年9月，三支队奉中共云南省工委指示，北上接应沾益播乐中学于9月5日起义的全体革命师生以及前往宣威接应宝山中学的起义和前往会泽接应矿工的起义。这时，杨体元已年满花甲，且有病，遂将三支队交给杨守笃指挥。这一举动，在世的一些陆良老革命评论说：“体现了杨体元与共产党肝胆相照，风雨同舟的崇高精神。”当时的中共云南省工委的三委员之一——侯方岳在“七•二四”一次会议上也说：“预定在宣威发动的云南人民武装起义的第一战役却在陆良（马街起义）实现了……”
       同年12月，卢汉再次派省政府顾问李鸿谟回陆良劝说杨体元到昆明任职，但无效果，只好返回省城复命。
      1949年1月，卢汉派曲靖警察局局长周子高带着五县（陆良、罗平、师宗、路南、泸西）剿匪总指挥的委任状前往马街送杨体元，同样遭到拒绝，并复一亲笔信给卢汉，劝他在解放大军渡江之前率部起义。卢汉于1950年在他家里的宴会席上接受杨公的提问时回答说：“自己力量薄弱，不能过早发动起义。如果照你的意见办，那就得跟你上山跑路了……”
     同年3月，朱家璧率部从越南河阳回国，来到陆良，应杨体元的邀请，第二次到马街。听取杨体元的汇报后表示：“如卢汉给一个师的装备，暂时跟他合作，装备到手后，‘剿匪’不‘剿匪’，‘剿’什么样的‘匪’，主权在我不在他。”意思是卢汉下的委任状，还是可以接受。但是，剿什么“匪”是由我们决定。
     当时，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杨体元的武装革命，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洪流，滚滚向前，26军驻陆良的577团团长袁祖恢，公然只身跑到马街，在杨体元家中住了两天，并对杨体元说：“目前，战局急转直下，共产党必然胜利，拟寻机起义。”杨体元便鼓励袁应势起义，争取主动。此事被其副团长李卓发觉，袁被撤职，李为团长，起义未成。
      就在这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桂滇黔边区纵队在云南的革命游击区域建立县以上政权，杨体元为临时专员公署专员，即弥泸地区的专员公署专员。同年7月，由赵国徽接任专员职务，杨被改任专署参议。1949年12月9日，卢汉率部起义，通电全国，宣布云南和平解放。1950年2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四兵团进入昆明。同年3月，全面接管卢汉政权，杨体元这位陆良武装革命的先驱者，则留在马街，无人过问，后来是由李鸿谟征得卢汉的同意，才接到昆明，安排在省参事室工作，并担任省政协委员，工资定为国家行政13级。1957年为帮助共产党整风，在会上讲了陆良农民向外县逃荒的情况，被划成右派，工资降为18级。1966年开展的十年“文化大革命”，18级工资也没有了，每月只发给25元生活费。这不能不使人想到在这以前，他高度关心部下生活的一件往事。北伐时，别的部队欠饷，欠薪，逼得很多官兵闹饷，上山当土匪。他当时是副团长兼第二营营长，则把全营官兵视为自己的亲兄弟，不准克扣军饷，每月照数关饷，按时领薪，因此，在湖南洪江全军士兵上山抢劫闹饷事件中，他的第二营严守纪律，无一人闹饷。
      可是，这位为人民的利益奔波一生，为革命的事业奋斗一生的功臣，胜利后反而遭受冷落，蒙受灾难。第一次，即1950年先是没有职务，蹲在家里，无人过问；第二次，即1957年帮助党整风，被划成右派；第三次，即1966年开展的“文化大革命”，被端了饭碗。而于1974年3月27日，在贫病交加之中，含冤去世，终年86岁。1981年在改革开放的阳光照耀下，才得到昭雪，他的骨灰也才从昆明筇竹寺迁回陆良五峰山，安葬在祖坟上，遂了他的家人、子孙、亲朋和陆良人民的心愿：落叶归根，忠魂还乡。
特别值得提及的是杨体元在身处逆境时仍以国事为重，教育子女好好做人，好好工作。还关心着在台湾的老同事爱国爱家，早日回归，实现祖国统一。遗嘱说：“尚望儿孙明大是，尤希台岛起归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