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孤儿到厅局长

——记云南省政府办公厅原副主任省委省政府办公厅信访局首任局长王国亮

       抗日战争胜利前的冬天是寒冷的，贫瘠的陆良大地显得更加寒冷。就在这动荡的岁月里，陆良一个偏僻的山村——大桥方家埂，一对贫穷的农村夫妇喜得一子。孩子的降临给这个饱受创伤的农家带来了一些温暖和喜悦，因为过去的岁月带给他们的苦难和悲伤实在太多太多。他们夫妇先后出生的那一年正是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烧杀抢掠的1900年，他们睁开双眼面对的就是一个苦难的世界，国破山河碎的苦难环境使本来就贫困的乡村更加贫穷。他们成家立业后在那愚昧的穷乡僻壤生育了十二个孩子都因家境的贫穷和生存环境的恶劣致使十一个孩子先后夭折，就在他们为失去的一个又一个孩子哭泣的时候，他们寄予厚望的长子王国卿*又在兵荒马乱的30年代中期失踪了，苦苦地寻找了七八年音讯全无。正当他们对未来生活失去信心的时候，上天又赐给了他们第十三个孩子，使他们枯竭的心田又燃起了希望的火苗。这个孩子就是本文要介绍的王国亮。农家再穷儿子也是宝贝，孩子的父亲王光明和母亲方官喜四处托人给孩子取了个名字叫石红，读小学二年级时他觉得自己的名字和失踪的大哥的名字不顺辈，就自己把名字改成王国亮，一直沿用下来。
       黎明前出生的王国亮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当他的家乡1951年春天飘起了五星红旗时他6岁多。深秋的一天他像往常一样提着粪箕在大桥寺旁的马路上捡粪时被从寺里出来的几个已上学的小伙伴看到了，不容分说把他生拉活扯地拖进了设在寺庙里的学校，送到老师的面前，七嘴八舌地说：“老师，他叫王石红，这么大了，还不来上学，我们把他拖来了。”念老师看了看问道：“你想上学读书吗？”他不知所措地点点头，念老师拿着戒尺的右手指指前排空着的座位叫他坐在那里，王国亮就这样成了大桥小学一年级的一名新生。上帝对人们往往是公平的，王国亮的家庭比许多人都贫穷，但他读书的兴趣和接受知识的敏锐比许多人强，成绩好，读起书来十分轻松、愉快，连星期天都不想回家。
       当时的大桥小学条件很艰苦，小学虽有四个年级，只有用寺庙大殿隔成的两个教室。全校两个老师，一位叫念学文负责一年级、四年级，混合在一个教室上课；一位叫牛国才负责二年级、三年级在一个教室混合上课。教的课程不多，有语文和算术两门主课。老师先给一个年级布置复习语文，尔后再给另一个年级讲解算术，过一阵，再倒过来进行，中间隔多少时间调换，上多少时间下课休息，全凭老师自己掌握。如果碰到哪位老师有事到不了学校，剩下来的那位老师就把一年级到四年级的学生全部集中起来教唱歌或到操场上玩耍（也称为上体育课）。冬天天气太冷的时候，老师就会在教室里燃起一塘火，大家围着火塘听老师读报纸讲形势，称为上时事课。王国亮就在这样的环境里读了四年，于1955年秋考入离家五里多的板桥小学住校读高小，每周日从家里背着米面和柴火，放学后自己烧火做饭，短短的两年时间，虽说艰苦但锻炼不小。1957年考入陆良一中，1963年由陆良一中高六班毕业考入云南大学中文系；1968年大学毕业后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一声号令走入了军营，先后在解放军××军军直炮团二营二连，卧龙谷军后勤部农场学生四连担任副排长（排长以上干部由部队派现役军官担任），团支部副书记，被评为“五好学员”，出席过××军的“先代会”。1970年4月从军营走向兵工厂，先后在寻甸大山沟里的八七七○厂、八七三○厂和陆良张角冲的云南模具三厂跟工人师傅学习过车工、刨工、磨工、铣工和冲床工等工种，后在厂政工组负责宣传教育工作。1974年4月选调省级机关到了五华山，先后在云南省革委知青办、云南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工作了30多年。于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职学习法律并于1986年法律大专毕业，同年参加全国首届律师资格考试，成绩优秀取得执业律师资格证书，曾代理出庭100多次。在机关先后任干事、秘书组长（科长）、副处级秘书、主持工作的副处长、处长、党支部书记、办公厅纪委委员、办公厅维护稳定办公室主任、办公厅办公室主任、昆明仲裁委员会首席委员、办公厅副主任、厅党组成员、首任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南省政府办公厅信访局局长、云南省政府办公厅巡视员。2004年退休后担任云南省律师协会会员、执业律师、企业法律顾问、大学客座教授、云南省政府法制办法律服务中心主任、云南省东南亚南亚经贸合作发展联合会副主席、陆良县决策咨询委员会主任、陆良老乡中秋国庆茶话会召集人。
王国亮幼年失去父亲，年迈的母亲带着他孤儿寡母挣扎在极度困难的环境中走上求学路，熬过了十二个春秋，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大学，成了新中国成立后贫穷落后山乡的第一个大学生，他艰苦求学的榜样作用曾激励了家乡一代代读书青年。大学三年级时他唯一的亲人母亲又因积劳成疾病逝了，他怀着悲痛的心情费尽千辛万苦一村一寨地给母亲寻觅借找棺木，最后找到离家几里路外的马长湖村，向一位好心的老乡借得一口棺木把母亲送上山安葬了。他返回学校后莫明其妙地病倒在床躺了一个多月，做了许多梦见慈母的梦，流了不少伤心的泪！王国亮从农村最底层的一个贫穷孩子发愤求学最终登上了云南大学的台阶，母亲病逝后孤身一人顽强地读完大学走向社会，在党和人民的关心培养下，一步一个脚印地从一个没有什么背景的普通办事员走上厅局长的岗位，他所付出的艰辛和努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生活的艰辛、辍学的悲伤至今留在记忆中。作为新中国刚翻身的农家子弟上学的王国亮，正沉浸在一年级期末考试名列第一的喜悦中，他的父亲却生病卧床不起。童年的他根本不知道父亲的病意味着什么，还是快快乐乐的度过了暑假，秋季新学期照常高高兴兴地进出学校。没过多久，父亲带着对他母子俩的无限牵挂离开了人间，他不得不含着眼泪离开了心爱的学校。没过几天学校里的两位老师约着农会负责人方寿明来到他家，对他母亲说：“孩子的爹不在了，你老人家心里难过又很困难，我们都知道，让孩子不读书回家帮帮你也是在理的，但这孩子年幼体弱回家也帮不了多大的忙，而他生性聪明读书成绩好，你老人家已苦了大半辈子，再苦几年也是苦，这孩子不读书就会误他一生，太可惜了！”方寿明也说：“孃孃，我们穷人就穷在没有文化，石红成绩好就照老师讲的继续去读书，家里的困难我们农会帮着点。”就这样他又回到了学校，儿时的那一阵喜悦至今还留在心中。不幸的是两年之后的1954年春天，一场大火把他家和十多户穷人分得的住房烧了。当年大火从四合院的大门头烧起来时，人们忙着冲进火海去抢救自家的财物，唯有他望着熊熊烈火不敢进去只站在大门外哭喊着：“我的书啊，我的书啊！”惹得一些人说他是书呆子，他再一次辍学在家。还是两位好心的老师把他接到学校给他吃给他住，又把自己的教课书拿给他用，使他又再次回到学校（这场火灾留给他的悲伤终身难忘，在原地盖起的房子50年后又被大火烧了一次，他闻讯后带着当年火灾后的痛苦记忆和妻子庾润华一道去商店选购了新的棉被、救急食品和每户一百元现金赶到村里以一个普通党员的名义逐户地慰问灾民，并叮嘱他们的子女千万不能辍学，要坚持读书学知识）。他的第三次辍学是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年代，上课的时间越来越少，劳动的时间不断增加，课桌上摆着书本、钢笔、墨水；课桌下放着锄头、镰刀、粪箕。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学校一声令下，就拿起劳动工具奔赴支农战场。为消灭稻田里的三类苗，他和男同学们剃了光头把头发收集起来做肥料；为了增产粮食去围堰开发马街海；为了增加钢铁到深山里挖矿送上土高炉，拉风箱烧焦了头发眉毛；为了建“红专教学楼”到龙海山扛楼板，到高家村、大北山伐木抬树；为兴修水利到响水坝、永清河挑土筑坝……这一切他都和当年的同学们饿着肚子、咬紧牙关挺过去了，并且劳动干得很出色，常常被评为劳动模范，还加入了共青团。但是，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学校助学金减少却是他难以应付的。他回到家中去找交学费的钱时，年已六旬的母亲身无分文，把珍藏多年他儿时戴过的一个银项圈拿到板桥供销社去卖，母亲心目中的宝贝只卖得六角三分钱！无助的母亲泪流满面地说：“儿啊，妈实在没有能力了，你到学校找老师，没办法就回来盘田，那么多人盘田还不是要活下去。”母亲流着泪向北走回家，儿子流着泪向南走回学校。从此后王国亮咬咬牙跟随有经验的同学去找小工做，他发誓要用自己的双手勤工俭学把中学念完。他到过南门大街水果公司帮削水果做果脯，到南门小街大会处侧边的农用物资公司帮人家翻仓库、搬杂物，到西门街马车运输公司装车卸货，到城墙根挖土托土基（坯）卖，到大黑山挑栗炭到城里卖，到黄官营帮外运公司包装蜜香梨运香港，假期里帮农资公司挑货下乡搞销售……总之，他把自己的一切课余时间都用来做小工赚钱，维持最低的求学费用。正当他用自己脆弱的体力从事着勤工俭学的时候，日益加重的自然灾害袭卷了全国，饥饿使贫穷的陆良死了不少人，陆良一中也面临着断粮的危机，学校为生存着想请示上级领导把困难再一次转嫁到农村，要求每个农村户口的学生再交360斤粮食指标（转粮单）到学校，作为极度贫困而又想读书的他急得哭了。他想到家中年迈的母亲不要说360斤粮食，就是30斤粮食也没有，何况母亲是一个年已六旬的老人还要生存！没办法，学校的通知说交不了转粮单就不能注册上学，他只好无可奈何地去求生产队长，他非常幸运的是碰到了一个好心的共产党员生产队长王建明，他看了看学校的通知二话没讲就对生产队保管员说：“上级的决定我们只有照着办，明天派三匹马驮360斤粮食去板桥粮管所卖，转粮单给石红拿去交学校，卖粮的钱保管员交队上就是了。”他从卖粮农民手中接过360斤转粮单揣在怀里时，就像揣着自己的希望那样，深深地向卖粮的农民鞠了一躬，从板桥街上几乎是小跑着到了陆良一中把转粮单交给了高总务长，兴奋地说：“我可以继续读书了，我可以继续读书了！”就这样他艰难地坚持到1963年考取了云南大学。拿到入学录取通知书时他身上只有自己做小工积攒下来的27元钱，空着手买了车票就上昆明。有同学问：“你连铺盖行李都没有，敢这样到昆明？”他说：“我好不容易苦读寒窗十二年考上大学，不能因为没有铺盖就不去读书，我虽然从未到过昆明，但昆明也是人呆的地方，睡楼板我也要上昆明去读书。”还好，他在宜良到昆明的火车上认识了一位考取云大物理系的师宗同学戚德忠和他搭伴挤着住了三个月。云大中文系总支书记尤正发看到他申请补助铺盖的报告时说：解放这么多年，怎么还有这么穷的学生，没有盖的总得有个垫的嘛，怎么两样都没有？并告诉他学校规定最困难的学生只能补助一样，让他二者选一，他选要了被子，请一位中专刚毕业的同学郑崇义找来了一个8元钱的棉毯，买了几尺布打了一个垫单，读书12年来，他总算第一次拥有了一套完整的新铺盖。1983年他携妻与子返乡为父母扫墓归来在春城晚报上发表了《 探亲 》一文，公开向这些帮助过他的好心人表示了深深的谢意，此后20多年来他都借每年回乡为父母扫墓的机会尽自己之所能感谢这些恩人和乡村干部。
勤奋工作为人民。王国亮常说，没有党和人民的培养就没有他今天的一切。因此，他总是怀着一颗对党对人民的赤诚之心来对待每一项工作，无论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什么岗位都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认真努力去做好每一件平凡的工作。
         在省革委知青办的6年中，有4年半的时间深入边疆山寨、农村知青点，调查研究，处理纠纷，维护知青权益，力所能及地为知青户、知青点排忧解难办实事。“文革”结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多次被选调参加省委工作组，深入“文革”重灾区，宣传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开展拨乱反正工作。1979年又以省委落实政策工作组的身份配合中央赴云南落实政策工作组联合开展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工作。3个多月的时间里直接接待听取了七百多位来访干部、群众的申诉和反映的问题，并依据当时党的政策协调相关单位和地方的领导大胆秉公办理，成效显著，受到好评；并于1980年被组织选调省委办公厅继续负责落实政策和处理群众来信来访工作，在省委领导和办公厅及处领导的关心指导下，分工负责承办省委书记（前期称谓为省委第一书记、第二书记、第三书记 、副书记）、省委常委和省委秘书长对重要信访申诉案件的专题摘报和重要批示件的督查、协调办理工作，10年中先后接待过来访干部群众4000余人，直接为1000多名干部群众（其中也有陆良的干部群众）的冤假错案的复查、纠正、平反、昭雪做了大量的协调督办工作。原陆良板桥公社书记曹守章蒙冤错处被判刑投入劳改，托人到省委找到王国亮，他调阅了材料后给省委第一书记安平生写了专题摘报，经书记批示后，他按照程序督促相关部门抓紧复查，撤销了原判，宣告无罪，恢复了党籍和公职，安排到芳华镇担任人大主任工作到退休；大桥小学他的启蒙老师念学文错划右派的纠正、公职的恢复、工资的合理定级等问题他都遵循工作职责给予了关注过问和督促办理。最为难办的是他在板桥小学读书时的校长段光明的问题。段校长1957年被错划右派，“文革”中又因患重病住院为抢救生命变卖了家中留作药用的三两大烟被判重刑劳改，“文革”结束后多年申诉而得不到解决，后听人说板桥小学有个他的学生在省委做落实政策工作，他于1984年背着干粮到省委大门口找王国亮，此时王国亮作为秘书人员在华侨补校宾馆参加云南省委召开的全省经济工作会议不在家，他的爱人庾润华热情地把段光明接回家，看他那瘦弱、焦急的样子就安慰他说不要急，你是王国亮的老师，他一定会想办法给你办的。王国亮闻讯后赶回家中看到段校长的样子心里十分难过，由于他当时的住房只有二室一厅29平方米，家中有一个保姆，无法安排校长住宿就把他接到华侨补校。他认真看了所有材料，并听了校长的诉说，感到问题复杂，但他坚信自己的老师是无辜的。他一边安慰校长，一边把他安排在宾馆里住下。第二天一早他到房间里请校长去用早餐人不在，他急忙到外面去找，在一个墙角下看到校长蹲在那里，他赶忙去叫校长，并问为什么这么早就出来，段校长说，住这么好的房间睡到半夜都睡不着，怕有人来抓，就跑到外面来。他听了校长这么一说，一下子难过地流下了眼泪，他下决心要把段校长的问题搞清。他花了三天的时间为段光明的申诉整理了一份给省委书记安平生的专题摘报，提出了处理的建议，经安书记批示后转有关部门复查报结果，但报来的结果仍是维持原判。他针对基层报来的意见又提出了再复查的专题摘报。省委书记第二次作了批示，结果曲靖中级法院准备改判征求县委意见时，县委常委讨论不同意改判。到省里开会的曲靖中级法院院长在云南饭店对催办案件的王国亮说：王同志，县委不同意改判，我们没办法。之后，王国亮把两次专题摘报和基层的意见综合起来，并着重阐明段光明为挽救生命变卖了家中留作药用的少量大烟，与贩卖毒品有本质区别，并鉴于段早年参加边纵革命，解放后从事教育工作卓有成效，1957年错判右派带来了不幸，应给予撤销原判，宣告无罪，改正错划右派，全面落实政策。又鉴于基层一再坚持原来意见，拟请曲靖地委主要负责人督促办理。昆明军区第一政委、省委书记安平生同志第三次作了批示同意拟办意见。王国亮和处里另一位同志马上到连云宾馆三号楼给出席省委“三干”会的曲靖地委书记保永康同志汇报。保书记看了材料后说：材料我带回去由地委研究协调处理。在保书记的亲自过问督促下，不久曲靖中级法院撤销了原判，宣告段光明无罪。据此，王国亮与陆良县相关部门联系，改正了段光明错判右派问题，恢复了公职，安排到大马路小学任校长工作至退休。像曹守章、段光明这样一些受委屈的同志还有不少通过各种渠道找到王国亮的，他都依据相关政策，认认真真地尽力去协调办理，工作成效显著，受到省委领导和干部群众的称赞，被评为优秀党员，省委直属机关党委给予了表彰 。
1989年陆良查办案件伤害了不少人，王国亮在省委一号院的家几乎成了陆良干部群众的接待站。因此，他曾找许多省领导反映陆良的真实情况，借国庆四十周年撰写了《 穷州变粮仓 》的文章，刊登在“春城晚报”头版头条，正面肯定、歌颂广大的陆良各级干部带领人民群众艰苦奋斗改变家乡贫穷面貌的英雄业绩，为陆良广大的干部正了名，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极大地鼓舞了陆良的广大干部群众。许多人是通过这篇文章知道了王国亮。
      1989年10月王国亮调省政府办公厅工作后的16年间，主要从事经济工作和社会稳定工作。曾先后负责七届、八届、九届省政府的会务、综合、督办、信息、文秘、每月大事录、今日快报、文件把关、总值班室、救灾、监察审计、接待、信访、保密、保卫、环境整治、驻外办事处和省政府领导内事活动的联系安排等工作。在省长、副省长和秘书长的直接领导下，他带领一班秘书工作者先后组织过省政府全会、省政府常务会、省长办公会、省政府文山、红河、昆明、楚雄、曲靖、玉溪、思茅、版纳 、保山、临沧、迪庆、丽江、大理等地州市和一些省级部门的现场办公会和省政府各类专题会议几百次，他们撰写和整理的这些会议的纪要和领导讲话，经省长或受委托的副省长签署下发后，为省政府领导全省经济工作，为“两烟”、旅游、生物资源创新开发、矿业、水电等支柱产业的培育建设和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使云南的经济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财政收入连续登上了一百亿、二百亿、三百亿、四百亿的台阶，云南省的财政收入由靠中央补贴变为向国家上交作贡献。和志强省长在《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云南经济发展宏观决策回顾 》一书的后记中，以“办公厅综合处王国亮等同志也完整记录了几百次省长办公会议的内容”给予了充分肯定。王国亮还参与组织多年的省委省政府的春节团拜会（每次出席的地方副厅、军队正师以上离退休老领导三千多人）、第三届中国艺术节、首届昆交会、中国 ’99昆明世博会等大型活动和负责接待工作。为迎接中国’99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带领接待系统的同志改造、扩建、维修了震庄、连云、西园、温泉等国宾馆并使其成了昆明市生态环境的亮点，拆旧新建的震庄宾馆总统楼被老省长刘明辉誉为“云南第一楼”，连云宾馆礼堂受到了时任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同志的称赞。担任世博会组委会接待部长期间，认真组织接待了胡锦涛、江泽民、吴邦国、温家宝、曾庆红、黄菊、罗干和李鹏、朱镕基、李瑞环、尉健行、李岚清、宋平、刘华清等47位党和国家领导人，西哈努克国王等10多位外国元首，2300多位中外省部级官员和筹办了江泽民主席招待中外贵宾的千人国宴，均创云南接待史之最，办得成功，受到李岚清副总理的高度赞扬，为世博会成功举办作出了贡献，荣立二等功。
情系故乡爱陆良。王国亮同志离开陆良40多年了，但他的心时时刻刻都牵挂着家乡，他常说：“故乡的热土给予了我生命，哺育我成长，我是喝着南盘江的水长大成人走向远方，我永远忘不了我的家乡！”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这么多年来，陆良县的同志无论是谁找到他，他都热情接待，在不违背原则的条件下，千方百计为他们联系沟通，协调办理；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他还亲自陪着他们找省领导或到相关部门去登门拜访。为家乡的事他真正做到了不厌其烦，打破工作常规，千方百计去努力争取。特别是1989年陆良县因查办案件扩大化不仅伤害了陆良的广大干部，也影响了陆良县与省级一些职能部门的正常关系，那段时间陆良的同志到省级职能部门联系工作常常被拒之门外，他就陪着他们一家一家地去协调、沟通，化解误解，争取支持。一二十年过去了，一些县上的老同志对此至今记忆犹新。许多陆良的同志讲起王国亮来都夸他为陆良做了不少好事，说他在省政府工作这些年协助县上联系协调省级有关部门，为解决老区龙海山的人畜饮水工程，确定陆良工业园区、蚕桑、丝绸、生猪等基地县立项工作花了不少精力和心血，但他本人总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要说为家乡做了些事真令他感到欣慰的有三件：一是恢复保留了被撤销的陆良烟草打叶复烤厂；二是被设计在靠近师宗县边境的南昆铁路陆良火车站变更移到了召夸镇政府北侧；三是促成了曲陆高速路的修建。每当他讲起这些往事都会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中。
       1989年王国亮刚从省委办公厅到省政府办公厅工作不久，县里有领导找到他反映原为解决华侨农场困难而建的陆良打叶复烤厂因未经申报批准被下令撤销了，华侨职工反响很大，传到华侨亲属所在国影响不好，希望省政府作特殊情况给予保留。他调出一份文件一看大吃一惊！省政府通知写道：陆良……等三县未经申请报批擅自建打叶复烤厂，违反了国家“两烟”专管的政策规定，决定予以撤销……。王国亮感到很难办，但看到县里同志那急切的样子，又想到家乡年产几十万担烟叶没有先进的复烤厂也不行。他马上给省侨办的一位老领导打电话希望借助华侨职工的影响力来挽救复烤厂，省侨办的老领导很支持。经过认真准备，他把陆良县写的检查及保留复烤厂的申请和省侨办以维护农场华侨职工利益以减少华侨亲属所在国的负面影响的建议汇总后，提出了保留陆良打叶复烤厂没收归烟草公司管理的建议，找新到任的常务副省长汇报得到了支持。之后，玉溪烟厂厂长为保障玉溪烟厂原料储备到省政府请求把陆良烟叶由供曲靖烟厂划转供玉溪烟厂 ，在协调过程中曲靖地区的领导提出把师宗一块划转，厂长很高兴，除加大对两县烟区烟农的扶持资金力度外，还斥巨资扶持两县建设高标准的打叶复烤厂。陆良打叶复烤厂为有利于发展壮大，厂址由原在的华侨农场迁入开发区。竣工投产时王国亮又请了已升任省委常委的王学仁书记从昆明专程到陆良出席竣工典礼并为复烤厂投产剪彩祝贺。新世纪之初，有的年轻基层领导不了解这一历史，向省政府领导反映曲靖范围内的打叶复烤厂布局不合理，有些很大的市县没有复烤厂，陆良、师宗那么近却建了两个复烤厂，要求把陆良复烤厂的生产线拆一半到另一个县级市去建复烤厂，陆良县委新任书记张向前、县长李学勇又急匆匆到五华山找到王国亮，他又陪着他们去省委、省政府找相关领导汇报并得到了支持，使陆良县打叶复烤厂的生产线得以保留发展壮大。
      1991年初，陆良县副县长许宝贵到省政府找到王国亮说，南昆铁路设计方案已通过很快要准备开工建设，但陆良火车站被设计在靠近师宗县边境的果河与山冲之间，站名叫山冲站，学智书记派我来找你帮助协调解决。王国亮马上与昆明铁路局及昆明铁路设计院领导联系，经多方努力，昆明铁路设计院同意陆良县的意见，把陆良火车站变更设计到铁路靠陆良县城较近的召夸镇附近，但要成都铁路局和成都铁路设计院同意才行。他很快又请省政府驻成都办事处的领导全力以赴配合陆良县的同志做协调工作，王学智书记又帮助铁路部门解决了许多地方上才能办得了的实际问题，最终铁道部门同意变更设计把车站设在召夸镇政府附近并更名为陆良站。因变更设计从陆良站到下一站线路加长、坡度增大，中间加了一个小站果河站。当时铁路部门要陆良县承担加站的资金800万元，经做工作最后免除了。后来的一些年轻人埋怨说“咋搞的，陆良火车站不建在西桥跑到召夸来建，当年那些领导太憨啦！”他听到后笑笑说：“不知历史不为过嘛！”
       令他最难忘的是曲陆高速公路的建设。上世纪90年代初，省政府确定以昆明为中心的滇中地区二百公里范围内实现公路高等级化的战略，确定先后修建昆玉、昆楚、昆曲高速公路。昆曲高速路的走向两种方案，一是昆明过嵩明、马龙达曲靖，二是借用昆石路从石林过陆良达曲靖。对后者以王学智书记为首的陆良县委、县政府积极性高，闻风而动，最先把建议报告送到省政府办公厅综合处。综合处以此方案新修路线里程短、拆迁任务轻、地方积极性高的理由向和省长作了汇报，和省长原则表示同意，到曲靖开会时还专门从陆良线路走以作实地考察，后会议上因交通厅、地委行署的意见坚持第一走向，说这条线路属国道、省道交通部支持力度大，和省长会议总结时确定昆曲路由昆明，过嵩明、马龙达曲靖，并折转南行延伸到黄泥堡。王国亮清楚这是交通部门关于滇东北高等级公路环形圈的一个长远规划的一部分，黄泥堡之后修到罗平，过师宗直线接石林。这样的后果基本使陆良变成了滇东北高等级公路环形圈的死角。会议结束后陆良县的同志很着急再次找他想办法，但他也感到很为难，省长定了要变动一般是不可能的。但他答应再想想能否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会务组当晚撰写好的会议纪要草稿王国亮未按往常的惯例及时呈送省长审批，而是带回了昆明。他坐在回昆明的车上一闭上眼睛就出现学智书记等同志那渴望曲陆路上马的恳切面容，他深深地被感动了，他们大都不是本地人，而对陆良的事业却那么上心，自己作为陆良人又在省长身边工作，如不能想点办法就太说不过去了。他基于和省长构建滇东北高等级公路环形圈的设想及原先也有从石林过陆良达曲靖的思考，他把会议纪要初稿拿出来再次推敲斟酌，决定把“并延伸到黄河堡”之后的句号改成了分号，再加了一段文字。即：关于昆曲高速路的走向，会议确定由昆明过嵩明、马龙达曲靖，并延伸到黄泥堡；在前段工程竣工后继续向前推进到陆良，接石林，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也可以同时开工，最终建成昆明、曲靖、石林环形高速公路圈，并为此专门给和省长写了一个说明附在纪要送审稿后面。很巧，当他送草稿去时和省长稍有空隙，他抓紧作了口头汇报。和省长听了他的汇报后说，也可以，这个环形高速公路圈迟早都是要修的，只是超前了资金会有困难，你们综合处给交通部门、曲靖地委行署、陆良县的领导讲一下，要多想点办法，后面那一段的资金也可以采取多方筹措的办法搞。省政府会议纪要下达后，交通厅有关领导有些疑惑，后王国亮亲自与他们沟通说明达成了共识。在王学智书记带领下的县委、县政府的积极推动下，在交通厅、计委和曲靖地委行署的支持下终于把曲陆高速公路建成通车了，并成了当时全省非国道、省道上的县与县之间一条高标准的高速路。曾在曲靖工作过的省委副书记王学仁同志在曲陆高速路通车后对陆良的同志讲：你们走在曲陆高速路上千万别忘了王国亮同志，不是他写的那份会议纪要曲陆高速路是修不成的。他听到后很感动地说：这是书记对我的鞭策和鼓励，这句话后面还应该加一句：如果没有王学智书记带领县委、县政府一班人的努力推进，曲陆高速路也是建不成的！
      王国亮不仅对县上的事这么热心，他对家乡的普通群众也是怀有深厚的情谊。不管是村里的普通农民，还是工厂的普通工人，或是单位的普通员工，谁找到他，说什么事，他都认真听，并努力去办，办不了的都会给他们一个说明。他的爱人庾润华对来到家里的同志都作为自己的客人热情接待，数十年来从未出现过门难进、脸难看的情况，对老乡们来说的事有时王国亮忙了未能及时去处理，她就会不时地提醒催促。许多同志的事都不是他能直接办的，但他都认真地帮他们牵线搭桥领路奔走找人帮助，在他们的奔走协调帮助下，不少年轻同志的事能得以解决，许多老乡特别是年轻人都把他看作朋友，碰到什么事或有难处都会想到他讨个主意，想个办法，而他也坚持老乡的电话都接听，所提的问题都认真给予解答，为此，赢得了老乡们的好评。
      王国亮无论在哪一个普通的工作岗位上都能以满腔的热情开拓的精神去认真对待，努力工作。在省委办公厅工作时为活跃厅里的文化生活，于1984年和另一位同志一道请了专业舞蹈老师晚上到省委大院教干部群众学跳交谊舞，这是“文革”结束后第一次把群众性的交谊舞活动引入省委大院门；1990年在省政府第一次把从事会务服务的男青年换成手脚灵巧的女青年，1991年第一次在省长办公会议室送上热毛巾，和志强省长高兴地说：我终于在自己的会议室享受到了星级宾馆的待遇；1989年第一次在报纸上写文章提出陆良是云南第一大坝子，虽引起不同的争论，他依据科学数据报上公开答复后得以认可；1996年，第一次在办公厅的工程招标中把厅纪委书记和监察室主任列入招投标领导小组成员，之后不少单位效仿，受到省纪委的充分肯定；在接待工作中于1995年第一次制作了标准、细则、附带首长视察点的名称及到住地的距离和大约所需时间的示意图，受到省委书记的高度赞扬，并把一本接待手册、一张地图、一本领导视察各地的影集相册规范为当时云南接待工作的三件宝；会务管理中创造了会议结束的当天夜里，加班加点整理出省长讲话录音和撰写好省政府会议纪要送审稿，于第二天上午呈省长签发后送印刷厂印制下发的高效运转的会务作风，至今令人叹服；1997年受和省长、杨秘书长委托，带领六处处长在相关部门的支持下，千方百计地成功拆除了多年想拆而未能拆除的严重影响机关正常工作的五华山广播电视塔，并同步在七公里外的眠山上为省广电厅建好了一座新的广播电视塔，受到了广大干部的称赞。在信访工作中他善于领会省委、省政府领导的意图，从长远的角度考虑问题，在不违背原则又不伤害群众的前提下，成功化解了昆明无线电厂职工进驻省经贸委两个多月的问题和中国水电十四局下关、曲靖、昆明1000多名职工代表强行进驻局机关大楼10多天的事件，妥善处理了云南电视机厂职工、东川矿务局工人、数十所科研院所改制引发的科技人员、全省民办老师代表数百人上千人多次围堵省委、省政府和云南商业职工医院划转卫生厅改建老年病医院的遗留问题引发的一批又一批群体性上访事件，受到了几位省长的好评。
王国亮在繁忙的公务之余还勤于笔耕，曾在省内外报刊上发表了诗歌《重返卧龙谷》、《泸沽湖傍的梦》，散文《故乡的瀑布》、《穷州变粮仓》、《金碧杂叙》，杂文《从“听说”说起》、《有功未必要赏官》，报告文学《春雨》、《省政府领导在基层》和工作论文《论我国律师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切实做好新形势下的信访工作》等各类文章一百多篇。
      回首往事，王国亮感到欣慰的是：在过去的岁月里没有因虚度年华而后悔，也没有因碌碌无为而伤感，过去的路自己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在每一个岗位上总是满怀激情，满腔热忱，积极努力，勤奋工作。在工作中虽也有过不少失误，存在不少缺点，但对于党，对于人民，对于社会，自己尽了心，出了力，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无愧于自己所处的时代，无愧于自己的祖国。在人生的道路上他特别感到荣幸的是：1966年10月1日由学校组织赴京参加国庆大典在天安门城楼下金水桥旁看到了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和他的战友们，他即兴写下了一首抒发青年学生无限热爱领袖的激情诗《我见到了毛主席》；1999年2月5日有幸在昆明机场欢迎出访非洲胜利归来的胡锦涛总书记（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1999年5月3日在大理洱海杜鹃号船上受到了江泽民总书记的接见；他还跟随省委省政府领导先后陪同李鹏总理、朱镕基总理、李瑞环主席、刘华清上将和吴邦国委员长、温家宝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云南视察，昆明世博会十周年征文时他深情地写下了《领袖们给我留下的美好印象》的回忆文章。令他十分自豪的是有一批相处很好的同事、朋友和乡亲，赋闲之时常相聚，乡音浓浓，情意深深，快乐无限。他感到幸福的是自己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爱人庾润华是一位十分勤快能干的贤妻良母，长子王怡海是一位烟草战线上的农艺师，其爱人刘玲供职于省财政厅，次子王一衡是一名年轻的人民警察，每逢假日周末，家里亲朋好友团聚，欢声笑语，幸福满堂。他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信心，总是说：明天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