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执著的革命者刘樾

     刘樾（1897~1980），原名刘苑梅，字鹤仙，出生在陆良马街刘家村一个教员家庭。
     刘樾自幼倔强，对封建教育很反感，步入青年时才读完小学。在曲靖师范学校读书，受到共产党员周子安革命思想的影响。在学生中做了卓有成效的革命活动。他是陆良入党最早的三个共产党员之一，以他为首组织领导了反对保守腐败的学校领导人的学生运动。最后遭反动政权武装镇压，将他开除出校。
     之后，他遵照党的指示考入东陆大学预科就读。当时他的家庭已经拥有一定财产，哥哥和两个弟弟都是经商能手。家庭希望他读了大学能升官，光宗耀祖，成为富有家庭的保护神。但是，他背叛了商人家庭的期望，与东大同学、共产党员程杲（旧州人）在一起，在学生中开展了更广泛更深入的革命活动。刘程二人与省师学生共产党员殷祖佑以陆良作者学生会的名义出版了会刊《陆潮》，每期刊登几十篇文章，篇篇都是共产党的声音，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警觉，《陆潮》只出版了三期，便被查封。但它在旅省学生中，在家乡的小学教师和大龄学生中，在简师学生中，起了不可低估的革命作用，为后来的陆良1930年武装起义做了积极的思想准备。刘樾虽然在昆明，却对陆良武装起义做了有益的辅助工作。
     1929~1930年国民党反动派对云南地下党组织进行了疯狂的破坏，对地下党员进行无情和残酷的杀害，企图一网打尽，斩尽杀绝。时任中共昆明市委委员的刘樾也在白色恐怖的血雨腥风期间，于1930年3月被捕入狱，关押在模范监狱（在今昆明翠湖西岸承华浦）。敌人对他用尽酷刑，他坚贞不屈，咬定自己是生意人，没有向敌人泄露过自己和别人的党员身份，也没有暴露过任何组织和党的秘密。当时省工委中工业工委书记刘林元因被叛徒出卖，参加莫斯科红色工人国际会议回国时，从河口入境当即被反动派早已布置的军警逮捕，也关押在模范监狱。到1930年秋，云南地下党的领导同志王德三、刘平楷、李国柱、吴澄等被捕后，云南党组织已被完全破坏，一部分党员为革命献身，一部分被敌人关押，少数叛党投敌，其余各自星散，找不到党的组织。虽然如此，但有的同志仍然坚持革命斗争，有的同志一直隐蔽到1935年随红军长征。在关押期间，二刘常常乘敌放风的机会见面，他们商定谁先出狱，谁就到安宁找赵国徽同志，设法筹措路费到上海和外地去找党组织，要求中央派人来云南重建党组织。
     孙渡曾是刘樾父亲刘绍程的学生，1931年刘绍程到昆明再三恳求孙渡救救他儿子。碍于情面，孙渡求得龙云许可，把刘樾保释出狱。刘樾出狱后很快就在安宁找到赵国徽，商量找党组织的事。当时赵只是个小学教师，哪有那么多钱做路费。刘樾只好回到家乡，而在家庭中他却失去应有的地位，兄弟们和家人都把他看做是个闹革命的书呆子，连生活费用都不管他。只有他父亲还把他看做是自己读书的儿子，于是就到他父亲当校长的马街小学当了一名教员，解决生活问题，至此他仍然没有丧失一个共产党员的本色，他从沾益请来共产党员何子贞到马街小学共同办学育人，在没有组织领导的条件下仍然传播革命思想，在教员和高年级学生中传阅《共产党宣言》和两个策略之类的书籍。油印革命小册子《农民四学经》在农民夜校中讲读，并做了许多社会改革的工作，宣传不裹小脚，首先要求学校的女生一律不缠足，还组织学生上街向群众宣传。这一数千年的陋习，在陆良受到了最早的挑战。他们在农村宣传婚姻自由，指出包办婚姻的危害。宣传破除迷信，要人民群众不要相信巫婆神汉骗人的鬼话。在革命低潮时期能如此，也是难能可贵的。何子贞在刘樾离开学校的时候回沾益去了，1935年参加红军长征。
      刘樾在教书期间找党组织的信念并没有动摇，他利用刘老先生学而优则仕，他家要出个像样的读书人的观念，经过多次要求，父亲终于同意刘樾去上海读大学。这时刘樾已是三十七八岁的人了，早已过了上大学的年龄，上学只不过是为了找党组织而采取的办法。至此刘樾欣喜若狂，迅即取道越南途经香港到达上海。安定之后，立即按照刘林元交给他的联络暗号和地址去找人，终于见到了联系人并约定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可是，他第二次按时去接头，却踪影未见，大失所望。至此找党组织的希望石沉大海。他在上海六神无主，彷徨无望地度过了一个个日日夜夜。当时上海大厦大学的校长是陆良人，于是他便通过老乡关系，就读于大厦大学，真正成了个上学的老学生。他在大厦读书期间，结识了宣威老乡陈绍增，并给了陈很多进步影响。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去了延安，在陕北学习后，分到晋察冀工作。1945年路通时陈回来云南，后来参加了游击战争。刘樾在上海期间还结识了翻译《中国历史教程》的刘惠之和夫人王浩兰，也结识了翻译《列宁战争论》的焦敏之。他接触的革命人士很多，但都没有找到组织关系。从此他与杨一波常常往来，而杨当时也失去了组织关系。
     抗日战争打响后，大厦大学南迁贵阳。刘樾到贵阳后，又想起了他还有一个与贵州省党的领导人黄大陆的联系暗号，想试着去联系，后来才得知黄已被反动派杀害了。
     不久，刘樾大厦大学毕业回到云南，政治上没有出路，又找不到职业，思想很苦闷。1938年夏，云南军队五十八军正要出征抗日，孙渡又是这支部队的军长。刘老先生再次向孙渡求情，刘樾总算在孙渡手下当了一名秘书，随军出征江西。他发现云南作家张天灵也在五十八军军部，有人私下说张天灵是共产党员，刘樾就找机会与张接近，可是也没有弄清张的政治面目。五十八军在江西、湖南与日军战斗，最后控制江西的高安、奉新、铜鼓等县。孙渡对刘樾的态度是既不使用也不驱赶。就这样浑浑噩噩过了三四年，他实在混不下去了，1942年离开孙渡回云南。这时刘林元已到延安去了，不仅找不到云南党组织，而且他又陷入了寻找职业的困境。几经周折，半年之后才在省训团找到了一个职员的职务。省训团本来是他极不愿去的地方，但迫于生计不得不去，这就是建国后他被划到敌人一边，不断受苦的根源。生计与革命如何统一，在当时的确是个太难太难解决的问题。这期间他接触的青年学生很多，他向学生们讲述中共云南党1930年以前的历史，讲述革命人物和事迹，也讲述革命道理，学生们受益匪浅。1944年焦敏之来昆以老朋友关系，把刘樾介绍到滇越铁路职工教育委员会做了一名秘书，主管人是个旧工会的老酒。他常常痛骂蒋政权的腐败，职员看新华日报他也不管。看来老酒似乎是蒋政权中较为难得的开明人士。由此，刘樾感到政治上轻松了许多，不再提心吊胆的做人。在这个会里任职的还有一个叫陈敬师的，据说是从“北影中国剧社”来的，自然应该是进步的。1946年9月焦敏之的内弟离开这个会，刘樾便约杨晓去当了一名雇员，主要是教工人夜校的高小课程。这期间杨晓与刘樾共同编写了一册“工人识字课本”，老酒看后觉得通不过国民党铁路特党部的检查而没有使用。1947年春节杨晓离开铁路职教会回家乡，这时陆良开明士绅杨体元与党棍陆良县长杨玉生的矛盾日渐激化，到当年7月演变为发起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革命武装斗争。在战斗打响之前，陆良的许多反动分子在昆明纠合一起，在报端大造舆论攻击杨体元。这时以刘樾为首和在昆明的陆良进步青年一起在报纸上进行反击。刘樾的立场是明确的，直到反动分子们的叫嚣停止了才罢休。在杨体元接受党的领导，从事革命的过程中刘樾也是起了推动作用的。1948年冬刘樾到陆良马街找党，杨晓把他的意见和要求向地委领导同志反映，得到的答复是只要他是革命的在昆明一样能找到组织。
      刘樾又失望地返回昆明。铁路职教会的陈敬师是共产党员，1949年发展了酒玉五、王朝凤入党，刘樾入革命外围组织“新联”。“九九整肃”前，王朝凤被捕入狱，陈、酒转移到新平县，都担任了玉溪地区的重要职务。刘樾转移到泸西边纵二支队。云南卢汉起义后，他们都返回昆明，陈敬师做了第一任昆明铁路局长，酒玉五是铁路公安处长，刘樾、王朝凤都在该处工作。1951年刘樾因与九十高龄的地主父亲“划不清界线”而被逐出铁路。据说陈、酒二人在数次运动中成了“阶级敌人”。酒死于狱中，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酒、刘都得到平反。
      1952年刘樾找到省教育厅中教科长马堃，马把刘分到沾益县中学任教。1957年由于他复杂的历史，成了当然的“右派分子”，遣送回陆良原籍监督生产。这时他已是六十老翁，无力从事农业劳动，只好在烤烟房凑火，挣几个工分活命。生产队长安排不了他的适当活计的时候，他为了活命，只好去牵瞎子算命。一个20世纪30年代的革命者沦落到如此地步，说来也令人心寒。在这种情况下，刘樾并没有埋怨党，还利用不能从事体力劳动的岁月写了十几万字的有关党的历史材料，并交陆良县委会。1980年“右派”改正后不久，他就病故了，终年83岁。今天祖国欣欣向荣，人民生活幸福，他虽没有享受到革命的成果，但也会含笑九泉的。

（副厅级离休干部杨晓  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