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国元老殷承瓛上将

  殷承瓛（1877~1945），云南陆良人，近代政治家、军事家、曾任新军19镇参谋官、督练处总办、云南都督府总参谋长、滇军西征军司令、总统府经界局清丈处长、护国第一军总参谋长、川边镇守使等职，陆军上将军衔。他对云南乃至中国近代史产生过积极影响，为辛亥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作出过杰出贡献。

东渡扶桑

     殷承瓛字叔桓，又名何仪青，法号太如，出生于云南陆良马街良迪村。据殷氏家谱记载，祖籍江苏，祖先是清朝官吏，因家族沦亡，只身仅携红袍一件逃至陆良南乡良迪村寄居。虽家道衰落，但仍以“读书明理”为祖训。
     殷承瓛幼时，在马街“钟灵书院”读书，因家境贫寒，无力购置灯油，常借光苦读。贫寒并没有消磨他的意志，反而造就了他勤奋好学，坚忍不拔的性格。加之天资聪颖，过目不忘，又喜好诗文，深得先生赏识，学业进步很快，十六岁时便考中秀才，随后补廪膳生员。
    20世纪初，清政府在全国推行“新政”，云南也和全国一样，兴办了云南高等学堂。1903年，殷承瓛考入云南高等学堂。同年，清政府在全国举行大考，选派优秀青年留学，殷承瓛因成绩优异入选，于次年被派往日本公费留学。从殷承瓛遗留文稿看，当时社会风气不开，赴日本留学非最佳出路，亲友劝瓛的父亲德轩“令子勿行”。然而德轩对亲友说“百闻不如一见，乘长风破万里浪，一大快事。”有亲戚讥笑，“送去一翰苑子矣”，德轩听后不以为然，仍坚决支持儿子出国留学。1904年，25岁的青年殷承瓛意气风发进入日本东京振武学校，学习初级军事知识，主学测量知识；1906年5月毕业后被分配到日本军队兵营实习。次年实习期满，经考试合格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08年12月，毕业于第六期，日本陆军土官学校要求极严格，殷承瓛每晨绝早即到操场练操，常默念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以之为座右铭。在日本，他深受资本主义思想影响，树立起民主共和的坚定信念。
     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建立了中国同盟会，云南则成立了同盟会云南支部，吕志伊作为支部长创办了《云南杂志》。
     云南留学生加入同盟会者先后达100多人，殷承瓛积极参加同盟会，写了不少文章如《爱滇篇》、《云南少年歌》等发表在《云南杂志》上，抒发了作者的爱国、爱乡之情。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时，殷承瓛与士官学校第三期同学蔡锷志趣相投，过往甚密，结为志同道合的诤友，这为他们日后合作从事革命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殷承瓛还与第六期的同乡李根源、罗佩金、唐继尧、李鸿祥等很快了解和熟悉。
    1908年12月，云南总督沈秉坤电调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云南留学生回滇任职，殷承瓛应召回滇。同年，清政府组织全国留日毕业生考试，准备按成绩委任官职，殷承瓛列全国第六名，因成绩优异，加上云南新军急需军事人才，被任命为陆军第19镇参谋官兼云南督练处总办，之后不久升为参谋处总办。

重九起义

   19镇成立后，新任云南总督李经羲受北洋军官的牵制，急于扶植自己的势力，希望殷承瓛推荐可靠人才，殷承瓛就推荐蔡锷。李经羲在广西任职时，蔡锷为其部下，十分信任，力邀蔡锷赴昆任职，其时蔡锷在广西正遭人排挤，于是立即赴昆。锷入滇之初，任命迟迟未下，殷承瓛遂邀锷住在殷府，两人是结拜兄弟又是同学，几乎形影不离，据殷承瓛遗文载，蔡锷“朝从瓛出，暮从瓛入。”一月后，桂林省议会电告滇议会，建议将蔡锷“迸逐不用”，殷亲赴咨议局周旋，据理力争。回到家后，详细叙述情况，蔡锷十分震惊和愤慨。殷母孟太夫人安慰道：“只需汝等对国家有所建树，则今日之毁，实则明日之誉。”蔡锷听后十分欣喜。此后“每见人以此语自慰”。1911年秋，蔡锷终被任命为云南新军19镇37协统。
  1909年，云南陆军讲武堂成立，任用大批留日学生为讲武堂教官，教官中的革命党人有意识地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并派遣讲武堂学员分别进入19镇见习，借以联络运动全镇官兵，殷承瓛利用19镇总参谋处总办地位，常掩护官兵的革命活动，并将上层消息通报革命人士。据记载，1909年讲武堂丙班生共330名毕业后被派到19镇各营入伍3个月：其中100名学员包括朱德、朱培德即当时被称为讲武堂“模范”二朱在内的学员提前毕业到19镇任见习军官，使新军中的革命力量逐渐壮大。
   在讨论提拔官员时，殷承瓛努力做对革命有利的安排，将大量同盟会会员提拔为中下级军官，他的革命活动遭到了清朝北洋派军官靳云鹏、钟麟同的怀疑，欲撤殷承瓛、罗佩金、韩凤楼，沈汪度等的职，由于蔡锷、魏家骅的大力帮助，才保住了军权。
   1911年10月10日，辛亥武昌起义爆发，震动全国，武昌起义的枪声传到了云岭高原，使云南革命党人欣喜若狂，加紧了响应起义的准备，他们先后举行了五次秘密会议，殷承瓛参加了一、四次会议，是策划起义的核心人物之一。
  1911年10月16日在武成路唐继尧家中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参加会议的有唐继尧、刘存厚、殷承瓛、沈汪度、张子贞、黄毓成等。会议讨论了起义的方法，并认为首先要“联络革命之主要人才”并要求与会者举荐。“由于蔡锷入滇才8个月，行为隐蔽，公开场合对清廷从来不反对，在任何讲义中也从不注入革命思想，又是外省人，大家不是很了解他，殷承瓛竭力向大家介绍其人品、才能，还用人格为其担保，蔡锷遂被列为可与“共谋革命之人员”，得以进入起义的高层密谋圈。
   10月25日，在第四次秘密会议上，殷承瓛等赴会人员“均不带随从，冒雨步入会场”，他主持会议并建议与会者歃血为盟，以示同心。亲笔写下“协力同心，恢复汉室。有渝此盟，天人共殛”十六个大字。书毕火化于酒中分饮之以结同心，宣誓愿同生死，共患难。28日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商定起义时间是10月30日深夜12时，推蔡锷任总司令，后因机密泄露，起义提前爆发。10月30日夜9时北较场七十三标管带李鸿祥首先发起，迅速攻下北门，围攻军械库。此时，殷承瓛与蔡锷等正在总参谋处驻地，召集将领，制定详细攻击计划，会议未结束，突见城内大火冲天，枪声四起，蔡锷、殷承瓛旋即率部投入战斗。战斗十分激烈，管带唐继尧率部首先攻占督署府。因10月30日是农历初九，故云南响应武昌的起义称重九起义。当夜殷承瓛与蔡锷、唐继尧、雷飙、刘存厚共同商议并处理了善后事务。决定宣布独立，成立临时政府，慰劳军队，表彰功勋卓著人员。11月1日，在五华山成立大中华云南都督府，下设参议院、参谋部、军政部。殷承瓛任参谋部总长，主管军事上的一切计划，下设作战、谍察、编制、兵站、辎重弹药、炮兵材料、测地等七部，谢汝翼、张子贞、韩凤楼、李凤楼、顾品珍、刘法坤、李钟本分任部长，都督府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很快控制了云南全境。
   殷承瓛作为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进步人士，参与了重九起义的策划、善后工作，是起义的核心人物之一，为辛亥革命在云南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率兵援藏

   英帝国主义早就对西藏垂涎三尺，武昌起义后，认为时机已到，勾结达赖企图分裂西藏。达赖在英国支持下公开背叛祖国，西藏办事大臣告事假，大统领钟颖求援电急如星火。电曰：“西藏因饷械不济兵心动摇，达赖嗾迫缴械出境诡谋自立，追逐班禅逃印，囚其左右，后藏江孜靖西一带官兵尽为凌逐饥流印度，拉萨被围，衙署被占，惨杀汉人，几无遗类，万望火速救援，保我疆土。”民国元年（1912）四五月间，滇都蔡锷连续电告北京政府和四川都督尹昌衡，希望“迅为筹处以救危机，云南愿出兵入藏平叛”。
中央决定派云南、四川出师解决西藏问题。战事急迫，事不待人。云南决定组织滇军西征，任命殷承瓛为司令，进藏平叛，四川由都督尹昌衡率兵进藏。1912年8月10日西征军由昆出发经大理抵丽江。兵分两路，左路郑开文率领，由维西攻盐津，右路姜梅龄率领，经中甸攻乡城。司令部设在丽江，以指挥全局，应付急情。
   8月15日，郑开文和西藏叛军相遇，在溜简江附近激战，打死打伤叛军一百余人，而我军无一人伤亡。郑开文部乘胜追击，攻克盐津。右路部队也进展顺利。西征军旗开得胜，势不可挡，作战勇猛，总司令殷承瓛，运筹帷幄，精于军事。当时藏区叛军内流传着“不怕四川尹都督，只怕云南殷将军”的民谣。殷率军到丽江时，颁发藏文告示，劝谕各寺喇嘛，申诉中华民国宗旨本系五族共和，希望全藏僧俗民众不参与叛乱。“全藏僧俗如真心共和，则我军所到之处，应代为刍袜。支应乌拉……仍分别照市给价，决不轻取一物，妄杀一人”。希望西藏“选举议员赴京参议政事，同享共和幸福。”滇军所到之处，深为藏民拥护，僧俗争相投诚。正当形势对我军极为有利时，川军借口滇军如前进可能与英军发生战斗，三次急电袁世凯，要求阻止滇军前进。袁世凯电令“殷司令勿轻进”，由尹昌衡专办此事。殷承瓛不得不撤兵回滇，军至丽江，他著文刻碑纪念阵亡将士，碑文现仍立于丽江黑龙潭公园。
   云南援藏没有取得最后胜利，西藏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留下后患。但殷承瓛率兵援藏，旗开得胜，挫败英帝国主义企图分裂西藏的野心，平定了达赖组织的叛乱，为维护祖国统一作出了积极努力。

护国起义

   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使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但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迅速将中国引向独裁。为加强对云南的防范，袁世凯玩弄手段，调蔡锷上京任经界局督办，殷承瓛任副督办兼清丈处处长。由于蔡锷身兼数职，经界局的日常工作实际上由殷承瓛主持。经界局成立后，先确定了工作要点，为了借鉴外国经验，1915年2月，殷承瓛赴朝鲜及我国东三省进行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制定了全国清丈土地的详细方案。在蔡锷的领导下，殷承瓛组织力量收集、整理和编译了中外经界三书，即《各国经界纪要》、《中国历代经界纪要》和《经界法规草案》，并已公开出版。在北京时，殷、蔡两人形影不离住在一起。据孙永安先生回忆，殷承瓛对我说过，袁世凯任蔡为经界局督办时，每天常看到蔡锷的愤懑情绪。殷还说：“袁世凯玩弄手段，将各省高级官员调到北京名为重用，实则羁縻”、“这些人每天吃喝玩乐，在一家外国人的住宅随便可以叫妓、赌博。”
   袁世凯称帝野心暴露后，1915年8月15日蔡锷拉上殷承瓛从北京搭乘晚班车到天津，找到梁启超一同到汤觉顿住处，四人商量了一夜，决定由蔡锷、殷承瓛到云南联系旧部，发动反袁起义，这次会议称天津四人会议。过去我们只知天津四人会议有梁启超、蔡锷、汤觉顿，另外一人不得而知。梁启超在其文《护国之役回顾谈》中谈到“蔡公从北京搭晚车来天津，拉着我和我们另一位亲爱的朋友——这个人现在还在着，因他不愿意人家认识他，故我不说他的姓名，一同到汤公寓所”。“这人是一位师长，现已经出家做和尚，在南京跟着欧阳竟无先生学佛”。云南将领中参加过护国战争以后淡出政坛跟着欧阳竟无学佛的只有一人，这人就是殷承瓛。佚名在《续云南通志长编》中也佐证着殷承瓛1917年卸职归省“自是一意学道，初从欧阳竟无，研法相宗”。
   为了麻痹袁世凯以便找机会逃离北京，殷、蔡常出入妓院，表现出对政治己心灰意冷，使其逐渐放松警惕，并设下圈套，借替蔡锷祝寿，大宴宾客，众人烂醉时，蔡锷摇摇晃晃站起推说“方便”，殷承瓛趁机说：蔡公醉了，我扶你出去。厕所窗外早已准备好梯子，汽车及接应人，他们逃出住宅，赶到小凤仙家，留片刻以掩人耳目，随即连夜乘火车到天津、上海赴日本。殷承瓛先抵日本找到石陶钧先生请其在蔡锷抵日时，“设法避去新闻记者与袁探的耳目”。蔡锷抵日时，石陶钧等人在码头迎接，蔡锷立即与石陶钧换了服装，蔡、殷雇小舟密赴横滨。石陶钧则携带蔡锷的行李，佯装就医，将蔡锷写给袁世凯的亲笔信多封从日本家中寄出。蔡锷安全返滇后，信件尚未寄完，当袁世凯得悉蔡锷抵昆时，不禁大吃一惊！
   在香港码头，殷承瓛巧遇正准备离港赴京觐见袁世凯的刘云峰，急忙扯刘衣襟，殷、蔡两公劝其勿行，一同回到云南。
北京脱险后，殷承瓛偕蔡锷经天津、日本、香港、河内历经艰险，终于返滇。这段颇富传奇色彩的往事，殷承瓛先生生前曾告诉过长孙殷世勤和蔡锷军医长李丕章先生。
   殷承瓛等人的返滇，鼓舞了正在酝酿起义的云南将士。
   25日，云南通电全国，并按限定时间宣布起义，建立护国军政府，唐继尧公推为督都。下设三军，第一军总司令蔡锷，总参谋长殷承瓛分兵两路进兵四川叙州、泸州；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出兵广西、广东；第三军总司令唐继尧自兼，留守昆明，策应一、二两军，拨一部分兵力给戴戡，开赴前线，入黔、湘，三军会师于武汉。殷承瓛系在重九起义后的参谋部总长指挥全军，因戴戡是学手工业的，大家“恐戴公缺少军事学识，以殷叔恒先生同行。”由三军拨给戴戡带领一部分兵力，进入贵阳后，1月27日贵州宣布独立和戴、殷滇军合编为滇黔护国军第三军，称右翼军。殷承瓛担负起指挥第三军的重任。右翼护国军的目的是由黔北攻綦江，占领重庆，綦江战场为护国第一军的主要战场之一。2月2日，右翼军分兵三路，进攻綦江，在距綦江十里处遭敌伏击，进攻受挫。蔡锷率第一军进四川，攻占叙府、纳溪，进攻泸州，与敌主力相遇，久攻泸州不下，前线告急。为钳制敌人向泸州集结，分散敌人兵力，蔡锷急令右翼军加紧攻綦江，然后西攻江津，截击援泸州之敌。2月27日，殷承瓛亲率华封歌一支队抵松坎，全力投入攻綦江的战斗。敌人为了打通增援泸州的通道，亦大量增兵綦江。敌我两军在綦江、江津之间的龙台寺遭遇，黔军两个排陷入重围，几乎全部牺牲。右翼军重新调集兵力集中于龙台寺一带，决心打破敌人綦江防线，切断敌人经江津向泸州的增援线。殷承瓛令熊其勋部发动全面进攻，攻下龙台寺、狮子山等战略要地。敌人亦疯狂反扑，夺回龙台寺；我军再次浴血奋战夺回龙台寺。阵地几经易手，战斗十分激烈。3月6日，护国军右翼诱敌深入，占据有利地形，在石南坪、二涂岩、坝口外等处大败敌军。3月13日，又大败敌人于石牛口、草坪亚。经长时间拉锯战，敌人亦大量增兵，坚守綦江、江津一带，綦江战场进入相持阶段。
   第一军攻泸州时与敌主力张敬尧部相遇，激战27昼夜，张敬尧部伤亡很大，无力再战。我军也弹药耗尽，双方休战一星期，护国军退至大洲驿休整，此时强攻綦江，已无意义，右翼军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战事颇疏，殷承瓛常来大洲驿与蔡锷共商大计，停战期将满，蔡锷电告唐继尧要求补充兵员、弹械、粮饷，而唐却置之不理。护国军出发时士兵一人仅带百发子弹，这时己无子弹，面临困境，蔡锷表示，“云南不给子弹，我除自裁外无法可想。”殷承瓛不日与刘云峰、李曰垓两君同去电报室，与张敬尧商议延长停战期一个月，一个月满又延长一个月，川黔的战斗停止了。停战期间，蔡锷喉病加剧暂回永宁调养，责成“殷(承瓛)、罗(佩金)、顾(品珍)、赵(又新)处理一切。”
   护国起义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各省纷纷独立，袁世凯统治摇摇欲坠，四面楚歌。其心腹大将陈宧在各方面的催迫下，有意反袁，又恐兵力不足，决定在蔡锷给予援助的情况下，起兵反袁，蔡欲拨正面一梯团给陈宧。殷承瓛考虑正面兵力过单，建议暂缓拨济。蔡锷则认为：“正面兵力过单，停战期间似无可虑”故决定支援陈宧。陈宧宣布起义，断绝和袁世凯私人关系后，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护国起义取得了最后胜利。
   黎元洪依法任大总统后，为表彰护国起义的有功人员，任命殷承瓛为川边镇守使，授陆军上将军衔。为纪念护国起义，蔡锷亲撰护国岩记并铭，由殷承瓛书写，刻于永宁河的岩石上，以兹纪念。

善终一生

   护国战争结束以后，西南军阀之间的混战连年不断，“一年三小仗，三年一大仗”，人民生活痛苦，尸横遍野，村市丘墟。这和殷承瓛长期追求的民主共和、富国强兵的理想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因此，在西南各省护国将领纷纷参加军阀混战之时，殷承瓛头脑清醒，没有参战。
1917年殷承瓛心灰意冷，决定辞职归省，不久中央批准了他的辞呈，他即返回昆明，拒绝一切职务，出家修行，到西山华亭寺做了和尚，法号太如，从此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后因历史的纠葛等原因，西山实在不能久留，随即逃亡到了上海。
   在上海，殷承瓛最初开黄包车行，后在上海笔墨大王胡开文的帮助下，开了间书屋，卖些笔墨纸张。
   1932年，在江西瑞金红色政权任职的朱德，曾派人到上海和殷承瓛联系，希望殷承瓛到瑞金去。殷承瓛支持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然而他感到年事已高，身体不好，加上在上海这几年，又染上了吸鸦片烟的恶习，故未能成行。但朱德称殷承瓛为老师，自称门生，来人彬彬有礼的态度，令殷承瓛感慨万千。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被占后，沦陷区人民被迫生活在日寇的铁蹄下，殷承瓛实在无法忍受侵略者的统治，遂于1938年，历经艰辛，离沪返滇。
  8年抗战时期，是殷承瓛一生最后的岁月，龙云对他较为尊重，聘其为参政院参事。李烈钧、李根源、刘云峰等到昆明时，曾去看望过殷承瓛。晚年的殷承瓛坚持晨练、练书法、静坐、练功、看书。他求道学法，对佛教的密宗、禅宗很有研究。正如《云南通志长篇•人物》所说殷承瓛退出政坛后，“自是遂一意学道，初从欧阳竟无研法相宗，继从班禅及洞行习密法，有闻辄悟，得无止妙义。”
1944年殷承瓛受了风寒，卧床不起，1945年在昆明家中安然辞世。
   蒋介石曾派人送来了花圈和挽联，前来悼念的各界人士，亲朋好友络绎不绝。殷承瓛生前曾骑马到陆良看过风水，选中陆良召夸果河殷家山为墓地，根据其遗愿，家人将其葬在殷家山(眉毛山)。
   1956年，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致电云南，要求将云南10位护国元老接到北京，其中就有殷承瓛将军。可惜多数护国元老已经作古，仅有李根源、李鸿祥、马幼伯、刘云峰4位健在。
   殷承瓛十分珍惜古代留下来的金石文物，1911年其父亡，他回陆良奔丧，途经古(今陆良大莫古乡)时，发现祥光碑。当时村人正用这块碑砌墙，他见有“祥光”二字，非常珍贵，便出钱购回家中。后移三仁里，筑亭保护。
   殷承瓛是个才子，喜欢读书、藏书，他一生藏书50万册左右，可惜书房曾遭火灾，烧毁部分图书，经整理剩30万册。其中有珍贵的古代名字帖、名画若干，1950年其长子殷渥群尊父遗教将所藏的30万册图书全部捐赠云南省图书馆。
   综观其一生，殷承瓛参加组织领导过重九起义，率兵援藏和护国起义。这一系列的重大政治活动，于国于民有利，符合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历史潮流，值得肯定。殷承瓛作为具有民主共和思想的革命者，用实际行动表明他顺应了时代要求，对辛亥革命作出了贡献，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值得后人纪念。黎元洪总统称他“护国精英”。“苟利国家死生以，不因祸福避趋之”，这是林则徐的名言，他以此为座右铭，常常喃喃念诵不已以自勉。1925年春，当着孙永安等五人，他再次书写此联，“与诸同志互相勉励”。他一生都在恪守着这条座右铭，这副对联保存至今，早已发黄并有斑斑血痕，给后人留下了深深的思索。
    透过这斑斑血痕，我们看到的是一位一心为国为民，不惜个人安危的革命者。为了反对袁世凯复辟称帝，他不惜牺牲一切，历经艰难险阻，从北京逃回云南，与云南的革命者一道，共同领导了护国起义。这一页真实的历史，应当充分肯定评价并载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