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受乡人称道的李鸿谟中将

    李鸿谟(1894~1969)，字希尧，号中南，出生于云南省师宗、陆良、泸西三县接合的黎家坝(解放前属陆良县南靖乡，解放后划归师宗县葵山镇)。李与陆良结下深厚的乡情。
   1912年，李鸿谟胸怀爱国之志赴昆就读省立中学，毕业后考入云南讲武堂，与朱德、龙云、卢汉、杨体元等同窗，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讲武堂毕业后，参加云南护国起义入川作战，在滇军中历任尉校衔等军职。
  1930年任第10路军总指挥部少将副官长、此间曾与国民政府驻滇外交特派员一道，多次代表云南省政府出使法属越南、英属缅甸等周边国家。
  1932年奉调河口对汛督办兼河口党务指导委员。
  1937年临危受命回昆担任滇黔绥靖公署交际处主任，并筹建全省最高警察机关，随即与云南军政要员陪同云南省主席龙云赴南京，出席有各省军政长官和中共代表出席的抗日国防会议。飞赴南京后又与朱德、叶剑英同住汤山。此间龙云与朱德建立了电报联系，并确定了密码。此后直至抗战胜利，李鸿谟与朱德再未见面，但他们却在两条路上为抗日救亡奋斗，情谊没有间断过。1956年朱德赴昆视察工作，在震庄宾馆下榻后，即约见并宴请了李鸿谟，邀请李一同观看了演出，直至朱德离昆。
  1938年，抗战前线吃紧，李鸿谟又陪同龙云赴武汉与蒋介石会面。
  抗日战争中李鸿谟授中将衔，任少将职，历任国民党云南省党部执行委员，云南省政府委员，辖云南全省的昆明军警督察处副处长等职，除担任滇黔绥靖公署警务处长交际处主任及云南省警务处长外，还任云南防空副司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昆明行营警备司令部副司令等职。在这期间，李鸿谟全身心投入到全民族抗日救国的洪流中，尽到了自己应尽的历史责任，成为云南抗战时期的核心决策人物之一。
  1941年李鸿谟奉命加强云南防空，兼任云南省防空副司令。在和飞虎队的并肩战斗中，双方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92年飞虎队队员乔治和夫人马西屏及部分飞虎队员回到昆明，找到了李鸿谟的后裔，李家在红河餐厅接待了他们。马西屏女士回美国后，数次从西部洛杉矶飞赴康州，去看望97岁高龄的李鸿谟夫人。这是中美两国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建立的珍贵友谊，这感情深植在中美两国人民心中。
  1945年抗战胜利后，龙云被迫调渝任军事参议院院长，李被安排为国民政府参政，1946年当选为国大代表，参加了制宪和行宪会议，并被派赴美考察警政，临走前把巡津街的老房子卖给陆良同乡会，将两个子女及秘书王子刚带到美国留学。李鸿谟在美国考察年余，所见所闻颇多，接受了大量的民主自由的观点。回国时购得20辆美制三轮摩托车，全部赠送给昆明警察。
  抗战期间李将军一直将自己的私宅(昆明市北京路茶花公园内石房子)用作省府接待宾客之所，曾接待过国民政府的高官显宦及参加抗战的中外名将并且建立了私交，为后来支援边纵、营救进步学生及陆良灵台寺游击队员被俘事件等，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1941年12月上旬，重庆《大公报》揭露了孔祥熙在香港撤退时，宁愿用他所掌握的飞机装运自己的抽水马桶和洋狗回重庆，而不愿接运滞留香港的中央有关人员和专家教授及知名人士。对此昆明爱国学生发起反孔游行，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表示支持，亲自动员西南联大三校委梅贻琦、张伯苓、蒋梦麟(即原清华、北大、南开三校长)并由云南宪兵司令禄国藩和云南省警务处长李鸿谟同联大三校委，走到学生游行队伍的最前列。通过的街道，遍设警岗，50米一岗，两人隔街对站，防止特务和外来间谍捣乱。游行队伍按照规定路线游完后，安全返校。当时真是正气压倒一切，邪恶无处藏身。游行结束后，全市人民为之大振，通街贴满反孔标浯。来往昆明重庆之间的中外旅客，看到昆明出现的新气象，盛赞这是全国最活跃的城市。记者们则说；“敢动孔院长尊颜，堪为民主堡垒”。于是昆明的民主堡垒之称，由此得名。而李鸿谟和龙主席、禄国潘及西南联大三校委以及所有参加游行的广大师生，应当称为民主堡垒的先驱者。
   李鸿谟对自己的子女参加学生运动从不责问，还给他们很多实际支持。1945年，昆明发生“一二•一惨案”，白色恐怖笼罩着昆明。半年后又发生了“李、闻惨案”，形势非常紧张，西南联大的19位教授被迫到领事馆避难。李家在“联大”英专读书的长子李竞生，就用父亲的座车接送这些教授。“一二•—惨案”后，龙云的女儿龙国壁、李鸿谟的女儿李慧生、卫立煌的女儿卫道蕴都参加了出殡游行，这在南箐中学文集中都有记载。李鸿谟的养女何海珠，解放前多次参加学生运动、并加入了民青，后来又参了军，上个世纪90年代成为离休干部。李的亲侄女婿张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二支队司令员何现龙的参谋长，1938年上半年，在抗日战争中他参加过台儿庄战役，解放后在宜良军分区任职。
   1948、1949两年之间，李鸿谟受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聘请，出任云南省政府顾问，直接与云南的革命游击武装联系，并受卢汉的指示暗中给边纵运送武器弹药，营救被抓的进步学生。
   值得一提的是：李鸿谟将军出于乡情之念，约同国民党云南党部主任裴存藩（云南昭通人）去找警备司令何绍周，请求释放1948年3月7日在陆良灵台寺被俘押赴昆明待处决的31名游击队员。他说：这是一些没有文化，十分无知的农民，望何司令开恩，让他们回去，免受其父母、家小的痛苦之灾。结果全部被释放，还发给路费回家，挽救了31条性命。
   云南和平起义的前夕，李鸿谟的私宅(石房子)成为当时政治中心人物的重要聚会场所，有关云南和平起义的一些重要决策就是在这里酝酿形成的。1949年12月9日，卢汉在云南宣布起义。当晚在云南省政府所在地五华山，李鸿谟与其他起义将领共同处理起义事务，并劝说中央军及军统驻滇负责人拥护起义。但是驻滇中央部队第8军和第26军不识时务，于12月16日调头围攻昆明，并动用飞机参战。昆明危在旦夕，起义部队奋起抵抗，但力量悬殊，难以阻挡。为求退兵之计保卫昆明，李鸿谟前往龙泽汇家做李弥将军及其它将领的思想工作；转而又忙着和其他起义官员、将领一起策划退兵之计。李鸿谟将军和庾恩锡在边纵成员梅性诗（50年代初任宜良专署公安副处长）的陪同下，冒着生命危险，由白鱼口乘木船到滇池南岸登陆奔赴滇南寻找边纵9支队司令员余卫民联系保卫昆明事宜。他同时又做劝退中央军停火后撤的工作，李将军根据卢主席指示不顾个人安危前往海源寺金库中提取银元交付给围攻昆明的26军军长余程万，促其最终撤退，胜利地保卫了昆明。
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昆明后，于3月24日成立军管会接管了云南政权。由于极“左”思潮的危害，李鸿谟未得到起义人员的待遇，却以官僚地主对待。一个为抗战出力，为支持革命出力，为卢汉起义出力，为保卫昆明出力的将军，反而在1955年肃反运动中被捕，数月后昆明市检察院给出了这样的结论：“历史虽有罪恶，但在我省和平起义中有立功表现，免予起诉”。李将军获释回家后，1957午在省政协政治学校学习中，又被他人所写发言稿牵连错划成右派，“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拨乱反正，为全国冤假错案平反。李鸿谟也于1979年由中共云南省委统战部对他的“右派”问题予以改正、平反昭雪，并且在文件中明确了随卢汉起义的身份。
   1979年，在美国定居多年经营房地产的长子李竞生回国探亲，骨肉得以团聚。李老夫人被接到了美国居住。怀着对祖国的深切感情，李竞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为中国华东、云南、新疆受灾时，多次从美国组织救灾物资运送回国，因此曾一度被聘为我国民政部中国救灾委员会名誉理事长。1985年，昆明军区为李鸿谟将军颁发了起义人员证明书。李将军在美的女儿李慧生英年早逝。在国内的儿子李济生及李民生分别为新疆石油管理局和云南省地矿局的工程技术干部，已退休。最小的两位儿子，李和生及李定生分别担任了云南省、新疆自治区政协委员。李和生己移居美国，李定生是新疆具有国务院津贴的主任医生，已退休。200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已故的李鸿谟将军遗孀润海阔颁发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
   李鸿谟是一位抗日爱国将领，也是一位优秀的外交官，更是一位忠厚诚恳，追求民主，关注家乡教育，乐善好施、仗义疏财的贤达。赠给陆良县中一整套《学生文库》和每名学生一部王云五版《四角号码字典》。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李家从未受到来自家乡的牵连，在家乡人的口中听到的都是对李鸿谟将军的尊重和好评。由于篇幅所限不能记述，只是从一些文章中略摘两段以供参考。俞智英、段粗武、牛春先等三位老师在所写的《李鸿谟传略》中认为“以陆良在外的仕官而言，官职比李大的还有，再以财产来说：“比李富有的还不少，可为桑梓建树出力捐助和对贫困者之周济，能像李这样慷慨者就几乎没有”。
   李孔武、李文旭等同志编写的《李氏族谱》中认为李鸿谟是“深受人民敬仰的爱国将领”。
  《中共云南地方党史大事记》中是这样记载：“1944年秋，在陆良旅省同乡会理事长、龙云政府警务处长李鸿谟的力荐下，大革命时期的秘密党员熊从周于年初第二次出任陆良县长，熊从周到任后组织治理过多年危害人民的洪水灾害……”。
  “云南河口一西部明珠”网站中黄日雄老先生所写《河口对汛督办简介》一文有这样的记述：
   “从清末至民国末年，共四十一任督办。任期最长的(四到五年)有高向春和李鸿谟……历任督办中也有些胸怀一定抱负，立志为地方做些有益的事情，以尽父母官之责。如许德芬、王广龄、高振雄、李鸿谟、陈玉科等，他们对地方的建设和教育事业，都作过一些贡献，今尚为后人称道”。 “去者因死而远，却虽远而近，历史会记住，百姓会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