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其能（1888~1975），出生在陆良县中枢镇西门街一个书香世家；为俞氏学仁支系第21代孙，俞性善之次子。
    能初时入私塾，毕业后就读曲靖府高等小学堂，刻苦用功品学兼优，于1909年毕业。受聘在陆良县城小学堂教书。
    1911年考入昆华第一中学，学习成绩名列前茅。
    1914年昆华一中毕业，被选送赴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帝国农科大学兽医细菌学专业。
    1921年学业届满，留校实习。时年33岁。
     1922年回国途经上海时，上海兽医学院蔡无异院长识其所长，礼聘该院教员，先生婉言谢绝，志愿回滇从事兽医事业，服务桑梓。由于当时云南内部纷争，兽医事业不被重视，而大失所望，再次出国。在日本东京血清厂从事微生物检验。积数年之经验，其技术日趋精深。
     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先生义愤填膺，毅然决定回国，整装之际，血清厂以重金挽留，先生仍然拒绝。回到滇省后，先后担任昆华农校，云南军医学校，昆华医士学校，昆华师范学校等校细菌学教师。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先生失业，回到陆良县城，相继担任中、小学教员，以微薄薪金维持生计。
   1950年，我省富民、武定等县耕牛大批死亡，时任省农林厅长的张天放派专人到陆良请先生前往诊治，经采血化验，确诊为耕牛锥虫病。由于诊断准确，措施得当，很快扑灭了疫情。
   1951年，先生被云南省农林厅选用，安排在云南兽禽疾病防治研究所担任主任。
    同年陆良首次发生猪喘气病，经先生诊断，提出有效防治措施，结果控制了疾病扩散，减少了农民群众的损失。
1952年，嵩明军马场为驻云南解放军部队饲养的大批军马患病，驻场军医多方诊治无效，请先生前往采血化验，确诊为细菌性感染，经对症下药，挽救了大批军马，部队给先生颁发了军功奖。
     难能可贵的是在取得了医治成效时，先生从不自恃骄傲，而是视为大家合作成果，为同事所称誉。
先生在全省兽医界声望远播，名气大震，被云南省兽医防治所聘任化验室主任，（地点在昆明西站56号，系云南农业大学兽医院），为我省最高级别的兽医专家。
     1953年3月云南省兽医防治所改制，分为兽医研究室（系今云南省畜牧兽医研究院前身）和兽医防疫大队（现为云南省检疫检验监督所和云南省疫病控制中心前身）两个单位。先生任兽医研究室主任。
    1955年底至1956年初，我省种畜场奶牛发生一种无名高热性尿血性疾病，多名兽医诊治无果，后经先生采血样做显微镜检验，确诊为牛巴贝西焦虫病，而得到及时治愈。
      先生精于兽医病菌学研究，五十年代，我省几起大的疫病扑灭，和疫情普查防治，皆有先生参与指导。先生是确诊云南有牲畜锥、焦虫病和炭疽病菌的第一人，为云南省最早的兽医细菌学专家。
    1951年至1956年，先生兼任云南省农林厅兽医干部培训主任，在教学中理论联系实际，反复剖析，精心操作，多方示范，十分注意析解事物内外因果关系，以释疑解惑，为全省培训兽医和干部300余人，为发展云南畜牧事业奠定了基础。
1958年大跃进时期，对于开展的全民大炼钢铁的做法，先生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说：“白天睡觉夜间苦战，不计成本，不讲效益，不讲科学。”得罪了当时党政领导，被劝退回家。
    1962年因兽医治病防病急需，又恢复工作，继续担任兽医研究室主任。先生已七十四岁高龄，仍深入实际，积极工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先生被戴上“反动技术权威”帽子，解除研究室主任职务，勒令做勤杂工作。
   1970年再次恢复研究室主任职务，当时先生已八十二岁高龄，仍老当益壮，“不用扬鞭自奋蹄”，继续努力做好兽医细菌学的治病防疫工作。
     1975年贫病交加，在昆明病逝，享年八十七岁。
     一生致力于兽医事业的细菌学专家，光明正大谦虚谨慎，病逝于科学研究、治病、防疫的工作岗位上，令人们肃然起敬！
先生生有两子，据说在当冶炼工人，经多方寻找未果。
    提供素材的俞浩（现任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系俞其能先生的远房堂弟；俞鸿霞（现任农业厅计财处副处长）系俞先生的族孙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