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德润（1896~1958），字雨田，陆良县南门街人，幼时就读私塾，为人敦厚勤学，深受老师垂青和同学爱戴。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至1954年当选为陆良县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其叔父张乃良，留学日本东斌学校学习军事，受进步思想启迪，1905年在日本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曾任江苏省督府参谋长等职，尽瘁革命。张德润过继其叔父为子，自幼受其叔父进步思想熏陶，投笔从戎，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十三期工兵科学习。在校期间，学习刻苦，品学兼优，并受到一些进步教官(同盟会员)革命思想的影响和教育。毕业后于1915年参加护国第二军李烈钧所属王伯苓部讨袁援黔飞桂至广州，先后任排连长等职，后曾参加靖国军投入护法战争。1924年6月调黄埔军校任学生队区队长。执教认真负责，能以孙中山先生“亲爱精诚，团结互助”的教诲，明辨是非，博得同僚及学生的好感。
      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在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薛岳师任少校工兵营长，每次战斗，为部队开路架桥，屡建功绩。北伐军克复宁沪后，升任驻宁独立筑城（工兵)大队中校大队长。
     1934年回滇，在黄埔五分校十一期任少校工兵营长。虽军衔官职低了一级，但他毫不计较，仍然勤恳工作。
     1936年，调江西庐山中央训练团将校班受训，毕业后仍回昆明在五分校任14、16、17、19等期学生总队中校副大队长及大队长等职。时值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战军兴，抗日部队急需补充中下级军官。张怀着一颗赤诚之心，踏踏实实，以身作则，对学员严格要求，但关心爱护和谆谆教诲，从不体罚，为抗日部队培养了不少基层干部。笔者曾记得，一日凌晨早课，步科第六队师生连续三个多小时，练完了技术体操，又进行了紧张的武装训练，准备进食堂就餐，个别同学在队列中偶然小语。一位姓李的区队副看见后，以学生不遵守纪律为由，罚学生在大操场上全副武装“挟枪宽跳”。是时，恰逢天降大雨，又饥又渴的学生，在约500米长的泥泞中，身负全副武装的重量，挟着枪，艰难地并脚宽跳。来回气喘吁吁，汗水雨水浑身，直往下淌。当时，被张发现，立刻制止，命令学生回室卸装换衣就餐，并向区队副提出了严肃的批评。这是一。
     其二，时值抗日艰苦阶段，日本侵略者的空军经常袭击昆明，狂轰滥炸，军民都生活在空袭之中。学校领取粮食给养或买菜，均利用空袭间隙才能办到。师生生活待遇微薄，所发伙食费仅能勉强糊口，物质极端缺乏。张对学生生活十分关心。经常过问、督促庶务人员按标准认真计划开支，堵住漏洞，还亲身检查饭菜，要求做到“熟”和“饱”，所以，虽然环境异常艰苦，病号却很少，使学生的身体健康。保证了教学任务的按期完成。
    其三，约在1941年，中央军五十四军军长黄维到昆明拜访五分校主任唐继麟，恰遇张也在场。黄发现张佩带着上校军衔，又得知在五分校任大队长，觉得自己的老师，资历深，能力强，任这么低的职务，实在太委屈了。于是，挚诚地邀清张到五十四军任职，许以少将军衔，掌握带兵实权。张婉言谢绝回答：“我在这里上至主任下至勤杂夫役相处甚宜？实难舍弃。为抗战培养人才这一工作，我还是很乐意的。”使黄不便再说。亲友们得知后埋怨张的固执，说“有这样好的机会可以升官发财，为什么放弃”。张风趣地说：“我张雨田这一辈子也当不了大官、发不了大财。即是飞机空投一捆钞票到我床前，我也不敢要这意外之财。为抗日救国培养军事人才，我已心安理得了。”说得同事亲友哑口无言。
    张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他说：“三民主义中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就是要做到耕者有其田，使人人有饭吃．有衣穿，但是没有执行。作为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一个国民党员，我信仰三民主义。”他对蒋介石违背孙中山先生的遗教不满。对共产党、毛主席很敬佩，他说：“毛泽东是个人材，比蒋有学问。”还说：“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早期阶段的目标一致，我拥护三民主义，也拥护共产主义。”当时与张德润朝夕相处，一同共事的副大队长费炳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员，实际是共产党的重要人物。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遭破坏，第一任省临委书记死于国民党屠刀下之后，重新建立的临委省委书记就是由费炳担任。张德润对此虽然不很清楚，但是，费炳的共产党员身份，张早有察觉，他们之间相处甚谊，就像亲戚一样。为了保护费，面对国民党的一次次清党，张总是说“我们大队清一色亲戚，没有任何异党分子。后来，费虽然离开了省委工作岗位，却终于脱险，建国后当了省农业厅长。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五分校与成都本校合并，张因平时不满国民党同室操戈和倒行逆施，被编余调十六军官总队。继之复员回家，两袖清风，德高望众。地方官绅们按张的资历，自然将他纳入绅士行列，可张仍然坚持其正直简朴的军人本色，是非分明，从不随身附合，更不同流合污，鱼肉乡里。
     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陆良县也组织和开展了游击斗争，大批知识青年踊跃投入革命，张的长子张恒柽受进步老师的影响，也参加了革命斗争。在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妄图扑灭革命火种的情况下，陆良也成为国民党驻军勾结地霸武装镇压革命较残暴的地方之一。1949年冬初，国民党凶残的八十九军刘伯龙部由贵州调云南驻防，沿途在富源、沾益，曲靖等地血腥镇压革命者，大批屠杀革命人民，消息早已传到陆良。该部某团进入陆良县境，途经马金堡时就对陆良人民进行了一次枪杀。皂白不分，连孕妇也不能幸免，真是惨绝人寰。顿时，整个陆良在白色恐怖之下，阴风惨惨。刽子手刘伯龙大有将全县革命者及其家属杀绝灭尽之势。当时的张雨田想到自己儿子的事，尤其忧心忡忡。
      该团到达陆良县城的当天晚上，在县政府召集地方官绅开会。在一个小会议室里，一张像乒乓球台一样的会议桌，团长吴汝舟独坐一端，杀气腾腾。他率领的政工主任和军需主任就坐一侧。另一侧就坐的是县长潘若、县参议长王玉屏，县城的镇长，四街的保长和其他绅士，张雨田以知名绅士的名誉被邀，由于他心事沉重，头戴一顶毡帽半遮颜面向会议室走去，一看已坐满了人。县长、议长看到后齐声召呼“大队长！”把他安在他们之间就坐。张的帽子依旧半遮颜面。会议从吴团长作自我介绍开始，他说：“我们是八十九军，军长叫刘伯龙，在江底一带，人们称他为“人屠夫”，我在他部下任职，自然，也就是‘小屠夫’了。听说，陆良县政府有人勾结共党，很多青年学生参加共党闹游击，县政府公然不闻不问。今后，我们要认真清查户口，首先，就清查县政府，凡投共通共者，一经查出，严惩不贷。”接着政工主任讲话，他介绍了沿途在富源，沾益、，曲靖等地屠杀革命人民的暴行，并说：“我们已经掌握，陆良投共，通共者甚多，可能要多杀一些。”军需主任向大家介绍了该团人数和马匹，筹派粮草，规定次日上午8时送到团部。县长、县参议长听了这番谈话后，吓得战战兢兢，眼看一场大屠杀即将来临。这时，县长颤抖着开始传烟，传到张面前时随口又叫了一声“大队长”。县长传烟，张自然立即起立迎接，帽檐下的颜面被吴团长瞟眼看出了，又结合刚才听到的两声“大队长”的呼唤，吴团长再仔细端详，出人意料地改换了口气，用很谦和的口语问道：“您家是不是曾在过军官五分校的张大队长？”张答：“本人正是张德润”。吴连忙起立，走向张，两脚一靠，恭敬地行了一个军礼，“啊！对不起老师，学生吴汝舟，贵州遵义人，五分校X期毕业。刚才不知老师驾临，说了一些很粗鲁的话，有失礼貌，请老师原谅。今后，还请老师像在学校一样多加指教，有不对之处，请老师按校规处罚。”顿时，会场气氛急转，紧张空气大大缓解，县长、参议长也变得理智起来，开始和吴团长商讨问题。张在一旁，不时地插话。曾数次表明说：“有些事情可以慢慢商量，不要过急”。吴团长都点头表示同意。
       次日，吴团长带了两个警卫，亲自到南门街张的住所，拜访了老师和师母。同时，命令下属对城区的革命人民开始恐怖镇压。首先，逮捕了东门街做小手工艺的方保甲(其子方长富参加了游击斗争)。方全家吓得口张目呆，不知所措，谁能前往解救呢？幸得亲友提醒找到了张雨田。张毫不犹豫，挺身而出，亲自找到吴，提出保释，幸免了杀身之祸。保释时，方正被吊在横梁上。
      紧接着，县长、参议长宴请吴等并邀张作陪，席间，吴扬言要严格清查户口，对参加共党游击队者，连同家属一起，格杀勿论。张大义凛然对吴说：“你有一千多条枪，要杀几个人非常容易，但这样做了，并不解决问题。目前是潮流所趋，青年学生幼稚无知，受共产党的宣传，背着父母跑出去闹游击。其家属，包括父母实在无法约束，真是无可奈何。只能以教育为宗旨，容许家属设法把各自的子女喊回来。靠杀来制止是不得人心的。箍紧必炸嘛，结果是逼上梁山，越逼越多。如果说，只要有子女跑出去的家属就要杀，那连我也要挨杀了，我儿子也是背着我偷偷地跑出去闹游击的。”吴听后连忙说；“哪里！哪里！学生怎敢冒犯老师，老师的高见学生一定遵从，今后还请老师多多指教。”张的一席义正词严谈话，使这位凶残的吴团长收敛了杀气，于是，陆良县幸免了一场大屠杀，挽救了不少革命者家属。张雨田为我县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
     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没有过几天。“屠夫团”就撤离陆良了。